魔蝎小说

第七章 姚崇新政 为盛世奠基（第2页）

“我听说古时候州郡里有贤能的长官，蝗虫都不敢进入其辖区，而是绕着州郡的边境飞走，如果真的如你所言修德政就能够免灾，那看来是你没有德行才致使蝗虫入境肆虐的啊！”

倪若水看完信，算是彻底领略到了姚崇的厉害。他不敢再多说一句话，赶忙派人请来了捕蝗使，并亲自带头参与了灭蝗行动。经过倪若水的努力，仅在他治下的汴州就总计消灭蝗虫十四万石。

在写信驳斥了倪若水的同时，姚崇也在李隆基的全力支持下强化了对各地捕蝗灭蝗工作的监管工作，通过把工作优秀者和办事不力者分别列了名单进行宣传的方式，进一步推动了灭蝗行动的开展。结果正如姚崇当时所说的那样，虽然老百姓面对连年的蝗灾生活质量大幅度下滑，朝廷的收入也断崖式下跌，但没有一个地方出现大规模的饥荒，更没有出现饥民造反的事情，国家就此以较为平稳的姿态顺利度过了这段非常时期。

李隆基、姚崇功莫大焉。

自从任用了姚崇、卢怀慎这对组合后，帝国政治日渐清明，各项事业蒸蒸日上，而且这两位宰相还同时起到了廉洁模范的榜样作用。

卢怀慎我们前面提过了，这位老实人那是清廉成习惯了，以至于在被召回长安拜为宰相后，位极人臣的他家里依旧是一贫如洗，连小偷都没上门的心情。而且据记载，卢怀慎的老婆孩子有时候竟然还要饿肚子，他甚至没钱给他居住的那个破房子的门上买个门帘，一遇到刮大风下大雨的情况，只好用床席遮挡，外面下小雨，家里下大雨的情景，是卢家的真实写照。

卢怀慎一家子的生存境况已经足够引起人们的深切同情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卢怀慎的老领导，姚崇先生的情况更惨。卢怀慎好歹还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而清廉的姚老头儿却连自己的房都没有。他们一家子长期借住在京城郊区的罔极寺里，就这么凑合着过。后来是因为姚崇生了病不能上朝，而李隆基每次遇到军国大事都派人去请教姚崇的意见，负责传信的那位仁兄一段时间跑下来觉得太要命了，向李隆基反映了自己的困难，以及姚家人的恶劣居住条件。李隆基这才知情，强令姚崇带着家人搬到接待使者的四方馆去居住，姚家老小好歹才算有了个正经点的地方过日子。

正是姚崇和卢怀慎这两位靠谱却不贪渎的宰相，让李隆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用对人的重要性。因此早在开元二年（714），李隆基就有意在吏治上进行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第一步，在李隆基看来是扭转官场中的一些固有的认识，比如当年很多官员都更倾向于在长安当京官，而不愿到地方上任职。如果在京城官当得好好的，突然有一天却被安排去地方上工作，官员就会认为是自己犯了错误被贬谪了，或者说至少是被皇帝陛下疏远了。而一旦背负着这样的思想包袱去做地方官，地方上的工作一般很难做好。反倒是容易陷入政绩越来越差，被召入朝的机会越来越渺茫，所任职的地方越来越偏远的恶性循环里去。

李隆基早就发现了这一问题，为了推动地方的繁荣发展，他也坚信一定需要有优秀的官员带动地方实现突破，因此必须要打破百官头脑中的偏见。于是李隆基特地下诏表示，接下来他会挑选京官中有才有识的人，将他们外派到地方上出任都督或刺史，而对于在地方有突出政绩的都督、刺史，他则会优先予以提拔，让这些政绩突出者回到京师当京官，从而让京官和地方官相互流动成为一种常态。

诏书下发不久，李隆基就专门挑选了一些众所周知的优秀京官代表下到地方上担任都督、刺史。一个月后，他又下令重新设置了十道按察使，任命益州长史陆象先等人担任按察使，巡查地方上的工作。同时皇帝陛下还把像扬州采访使班景倩这样在地方上做得有声有色的地方干部调任朝中重要部门的领导岗位。至于那些以涪州刺史周利贞为代表的酷吏型地方官，李隆基一经发现就立即免除他们的职务，把他们赶回家种地。

在李隆基的重视下，官员们的心态开始一点点转变，朝廷安排人去地方上任职开始变成一种皇帝有意考察重用的标志环节，地方官员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相较此前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搭建好了中央与地方官员的正循环架构后，李隆基开始把注意力重点放在了充分发挥御史的监察作用上。此前由于朝廷里的政治斗争比较尖锐，御史谏官大都沦为朝中不同政治势力党同伐异的工具，监察的效果基本上流于形式。现在皇帝陛下好不容易一统江湖，扫平了各种政治山头，御史谏官们的日常工作自然要回归正轨。但是不干正经的监察工作好多年，有些御史谏官表示很不习惯，那些多少年都没有人看着的朝中大员则觉得更不习惯。比如当时的京兆尹崔日知为人贪婪残暴，经过御史大夫李杰长期的调查取证，好不容易收集到了相关的证据，准备要向朝廷弹劾他，但却被崔日知提前得到消息，反咬一口，陷害入狱。由于这位崔日知曾经平定过谯王李重福的叛乱，很有手段，又与张说关系极好，因而李隆基对他非常信任器重，朝中的其他官员更是不敢轻易触这个霉头。眼看李杰就要蒙冤遇害，和李杰同在监察系统的同事、侍御史杨玚忍不住了，他上奏表示如果允许奸诈之徒恐吓阻挠监察官员履行正常的工作职责，那么御史台这个机构干脆直接废除掉好了。

杨玚的这句话可以说是非常直接，也非常难听了。不过看完奏表的李隆基并没有生气，在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后，马上诚恳地表示是自己没有认真调查，他要道歉。紧接着就下令恢复了李杰的工作，并将崔日知贬为歙县丞，以示严惩。

然而出乎李隆基意料的是，李杰的事到此还没有结束。在李杰恢复职务的第二个月，他就被人堵在小巷子里给痛打了一顿。消息传来，举朝震惊。在李杰被痛殴昏迷期间，经过李隆基的高度指示，专案组很快破案。在小巷袭击李杰的，正是李隆基的皇后王氏的妹夫、尚衣奉御长孙昕以及长孙昕的妹夫杨仙玉。而二人殴打李杰的动机，据称是长孙昕曾因为一些小事与李杰不和，为了给李杰一点颜色看看，才一时冲动发生了这样的斗殴事件。

这些都是官方的结论，事实上通过种种蛛丝马迹来看，长孙昕之所以这么做，其实同崔日知被李杰弹劾而遭贬谪的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应该是长孙昕受到朝中某股势力的指使，而进行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报复。这些人的目的无外乎威胁并教育监察系统的官员们不要像李杰那样给他们找事。他们之所以会找来长孙昕充当打手，自然也是看中了长孙昕的特殊身份，认为李隆基碍于皇后的面子，不会把事情闹得很大。

不得不说，他们有些太小看李隆基了。事情的后续发展因而也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想。

李隆基拿到调查报告后搂了一眼就发现了问题，问题至少有两点。第一在于长孙昕的作案动机不够充足，根据长孙昕的证词看，他和李杰之间的那点破事，不至于让长孙昕亲自出面动手打人。以李隆基对这个连襟的了解，长孙昕但凡遇到问题，都会设法通过王皇后出面解决，这次的路径明显不符合常情。第二，李隆基很清楚，长孙昕养尊处优这么多年，早就失去了从事打架斗殴这种高强度的体育运动的优势，即便长孙昕真的是一时冲动想去揍李杰，但不带些好用的、能打的家奴充当打手，却只找来了相对身强力壮的杨仙玉，这也未免太奇怪了。很明显，放着职业的打手不用，一定要亲自上阵，长孙昕是仗着自己的特殊身份赌皇帝不会惩处他。

为了既得利益，居然胆敢公然设计朝中大臣，砸李隆基的场子，李隆基自然不会轻饶。

而李杰苏醒后的上书则又加了一把火，他表示自己被打只是小事，但是身为朝廷命官却受此大辱，这才是令国家蒙羞的大事。于是皇帝陛下当场大怒，命武士将长孙昕和杨仙玉直接在朝堂上用乱棍打死了。

皇帝公开处决长孙昕、杨仙玉的场景令在场百官为之一振。但李隆基到底是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看破不说破，他没有追究长孙昕背后的那股庞大势力，而是主动显示了自己的低姿态，公开向百官谢罪。此外他还专门下诏安慰李杰，检讨了自己的监管教育失职。当然了，李隆基最终大力肯定了以李杰为代表的监察官员的工作，表示希望李杰等坚守在监察战线的官员们要继续发扬惩恶扬善的优良作风，不要被像长孙昕这样的歹徒吓倒。

李隆基的这波操作无异于重棒敲打了朝中的既得利益集团，同时给监察系统的官员们打了一波鸡血。于是不只纪检官员们工作执法的热情高涨，普通官员也以有法必依、执法必严作为自己的工作准则，有的官员甚至直接执法到了李隆基头上。

众所周知，李隆基先生是超级音乐发烧友，别人玩乐器，他直接玩大乐团兼培训班。当时李隆基的梨园里就集中了数百名乐师，这些人能够得到皇帝陛下亲自辅导作曲与演奏，因此被时人称为皇帝梨园弟子。在梨园弟子中有一个特别擅长吹笛子的胡人少年尤其得到李隆基的宠爱，仗着皇帝的宠幸，这位胡人少年没少惹是生非。终于有一次，事儿惹大了，大到当时的洛阳令崔隐甫亲自带人前来抓他，可是这少年跑得贼快，一溜烟儿就窜进了禁宫之中，让崔隐甫也无可奈何。后来赶上有一次，李隆基有事召见崔隐甫，恰好那个胡人少年就在李隆基的身侧侍立，李隆基想起了少年跟他说的这一段事迹，就用开玩笑的口吻指着少年，对崔隐甫说道：“听说爱卿想抓到这个孩子，不知道得手了吗？”

李隆基本想着借此机会就这么当着崔隐甫的面赦免了他欣赏的胡人少年，没想到却听到了崔隐甫这样的回答：

“陛下此言，是轻辱为臣而重视乐人，臣请求辞官！”

说罢，不等李隆基同意，崔隐甫就拜谢而去。

老子不给你干了！

李隆基感到很尴尬，更有点恐慌，因为这种为保护宠臣而逼走直臣的事一旦传出去，自己着力打造的明君形象和清明政治的氛围都会无法挽回地崩塌掉。于是李隆基急了，也不顾那么多，一嗓子就把崔隐甫叫住了：“别走啊，朕和你开玩笑呢！”

于是在崔隐甫的坚持下，李隆基不得不下令把犯了事的那个胡人少年交给崔隐甫带出去。

说来崔隐甫也是很机灵，一走到门外，就立马下令随行差役将胡人少年依法处死了（至门外，立杖杀之）。等到李隆基派人传令释放少年时，人已经死透了。按理说，到了这个时候大部分的皇帝都会暴跳如雷，感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可李隆基没有，他再次显示出了一个成熟政治家的优秀素质，毫不犹豫地对崔隐甫的做法给予了高度肯定，并赏赐了崔隐甫一百匹绢布作为奖励。后来李隆基更是对崔隐甫多加重用，帮助崔隐甫一路成长为开元年间政绩第一流的地方官。

对于改元开元以来，国家吏治、社会发展等方面的新变化、新进步，包括李隆基在内的所有人都察觉得到，也颇感欣慰。然而正当李隆基打算再接再厉，把大唐的发展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峰时，他却不得不先停下脚步缓一缓，因为作为李隆基长期以来强有力的依靠的姚卢宰相组合出了问题。

开元四年（716）十一月二十三日，同时兼任黄门监和吏部尚书的宰相卢怀慎去世了。

关于这个宰相，历史书上在提到开元之治时，提到他的并不多。偶尔有提及的，讲到的都无一例外是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年，姚崇的儿子死了，姚老头儿忽遭丧子之痛，精神上深受打击，只得请十几天的假来进行调整。卢怀慎就此成了政事堂的唯一宰相，接替了姚崇的日常工作。但当他随手抽出书案上送交上来的文件，瞅了一眼后，卢怀慎便立即做出了一个极为准确的判断：姚崇这活儿不是随便一个人就能做的。至少卢怀慎相信以自己的水平，无论如何也无法在短时间内妥善处理这么多的事情。结果，政事堂里面的各种文件奏表很快就堆积如山。意识到搞不定的卢怀慎也不熬夜干了，直接跑到李隆基那里去真诚地谢罪，皇帝陛下出乎意料地没有怪罪卢怀慎，反倒是明确表示，他本来就是把天下要事托付给了姚崇，让卢怀慎坐镇政事堂只是想借助他的操守来起到移风易俗的示范作用。

卢怀慎听到皇帝把他当宣传工具使，也不生气，当即下拜谢恩，同时表示自己在姚崇没有回来期间，会将文件归类整理好，以方便姚崇回来后能够更加方便快速地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