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话透露出的信息是,他不想挽留张居正,但也不想得罪张居正,他把皮球踢得远远的。问题是,他这是掩耳盗铃,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按制度,皇帝的圣旨发到六部后,还要到六科备案。吏科言官王道成直到第三天还未等到那道圣旨,于是去请求张瀚履行圣旨,挽留张居正。
张瀚这几天眼看着上疏挽留张居正的官员越来越多,愁肠百结。在他看来,张居正就该回去守制,否则就不符合传统,就不是好人。他把一肚子邪火发到王道成身上:“万古纲常要被人践踏,你也助纣为虐吗?”
王道成大吃一惊:“这可是皇上的意思,张大人您糊涂了?”
张瀚捶胸顿足,哆嗦着双手,说:“好,好,我明天就去见张居正,你们这群人啊,不知体统啊!”
张瀚说到做到,真的就带着吏部附和他的官员来到张居正府上。张居正一听张瀚来了,大为高兴,可几句话后,张居正可就怒火中烧了。
张瀚劝张居正应该回家守制,一来尽人子之职,二来遵循国家法度,三来给天下士子做了榜样,可谓三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张居正内心汹涌,但脸色不变。等张瀚一番长篇大论后,他才缓缓地说:“您没见到我几次三番地上疏请辞回家吗?皇上不让我走,我能有什么办法!张大人也是臣子,试问皇上不允,我如何走?”
张瀚咳嗽了一声,道:“您的诚意还不够。”
这真是王八蛋才能说出来的话,老爹死了,要回家奔丧的诚意不够?张居正火了,站起来道:“请张大人教授一下我!”
张瀚发现张居正火了,急忙也从椅子上站起来,嗫嚅着要说什么。
张居正大手一挥:“送客。”
吏部的官员像丧家之犬一样,逃出了张居正家。
两天后,王道成和御史谢思启弹劾张瀚与何维柏,说他们无大臣之礼,不为皇上分忧。朱翊钧发了雷霆之怒,勒令张瀚退休、何维柏罚薪三个月。
张瀚离开京城时,脑海中翻腾起他和张居正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张居正对他说:“昨天雨后去上班,很多人都穿着新鞋,但道路泥泞,全蹑手蹑脚走路,恐怕玷污了鞋子。有人的鞋子一旦沾染泥巴,就不再顾惜。居身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
张瀚对张居正这段话刻骨铭心,所以他自认为自己从做官到被迫退休,鞋子始终没有沾染泥泞。对张居正的赏识之恩,他在后半生絮叨个不停。
张瀚的离开,预示着张居正的“夺情”已成定局,凡是阻挡张居正留任的人都是飞蛾扑火。张居正也自以为万事大吉,摆出了自己的底线。不丁忧可以,他有五个条件:第一,二十七个月的薪水和奖金,他一概不收;第二,朝廷所有祭祀吉礼,他概不参与;第三,入侍讲读,在阁办事,穿孝服(青衣角带);第四,章奏具衔,准加“守制”二字;第五,仍希望明年乞假葬父,迎老母来京。
朱翊钧立即做出回复:“第一条不可,张先生清廉,如果没有俸禄,靠什么养活自己?最后一条,明年再说。”
“夺情”大功告成,朱翊钧很高兴,张居正的伙伴们也很欣慰,只有张居正本人,内心突然升起一股不安。这种不安深藏着,时不时地跳出来提醒他一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按心学大师王阳明的理论,人心所以不安,是因为思虑太多。思虑太多,是因为做的一些事违背了良知。以这种理论来解释张居正内心深藏的不安就是这样的:他和父亲张文明的感情远没有人想象的那么深厚。首先是十九年不见,父子之情全靠书信维系;其次,张文明和张居正在志趣和事业上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张文明爱钱,没有远大理想,张居正的理想比天还高;最后,自张居正担任首辅后,张文明没少给张居正找麻烦。所以张居正回家守孝,绝大一部分原因是遵循传统文化。
张居正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深,又对权力无限热爱,在孝和权力上,他最终选择了权力。可良知告诉他,这是不对的。他的忧虑和不安正是良知在发挥作用。实际上,他不是个对权力本身极度热衷的人,他只是把权力当成手段,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也可算作是他的良知。正是这两种良知的交互作用,使得他一会儿觉得被夺情是天经地义的,一会儿又觉得不回家守孝有违人性。
人所以强大,是良知的力量,而有时候脆弱,也是良知所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