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特别附录 蓝海转型中国案例蓝海转型中国研究小组（第3页）

中国作为受益于全球化，并为全球化持续作出贡献的重要经济体，面对全球化退潮、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世界贸易组织为代表的多边贸易机制受到削弱的局面，如何维护和发展开放的国际经济关系，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国家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如何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为世界经济开创新的增长源泉，引领全球化的参与者摆脱红海竞争？

■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常规“红海”选项

面对逆全球化之势和贸易保护主义，常规解决方案之一是另起炉灶，组建新的框架式多边经贸合作机构并签署自由贸易或一体化协定，以抗衡某些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这种“差异化”的经贸合作机制旨在促成成员国之间更自由顺畅的商品、服务和资本流动，甚至是建立统一市场。然而这类自由贸易协定由于涉及多方利益，谈判往往旷日持久，组织协调和政治成本高。而正式机制形成后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则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造成不同经贸合作机制之间的竞争，加高不同经贸圈之间的壁垒，使全球经济合作趋于集团化、割据化。与此相对的一种“低成本”方案则是在现有全球多边合作机制下，尽力满足某些贸易伙伴的单边诉求，以避免大的摩擦和冲突，降低交涉成本和短期经济成本。然而，这种做法会加大国内相关经济部门的压力，打乱企业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有序实施，并由此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因此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低成本”。

■“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化的蓝海转型方案

可以说，上述两种解决方案都是红海竞争中的应对之策，而非扭转乾坤的根本之举。要维护国际经济体系的开放性，让全球化进程重焕活力，并向更具包容性、更有利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演进，就需要以创新性的蓝海思维，开辟国际经济合作的新天地。可以说，全球化需要蓝海转型。而中国已经向世界提出了蓝海解决方案。这就是“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合作倡议，即“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覆盖东亚、西亚、南亚、中亚、独联体、中东欧的66国，并通过海路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发展面向南海、太平洋沿岸、印度洋沿岸、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地区的跨国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秉承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努力改善沿线区域基础设施，以构建更高水平的陆海空交流网络；同时更有效地提升投资贸易的便利化水平，建立高品质、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域网，以使沿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政治互信更加深入，人文交流更加广泛。

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一带一路”倡议令人耳目一新，其逻辑思路和构架布局极具创新性，为全球经济合作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和机会，相对于现行国际经济合作机制而言又降低了各方面的参与成本。可以说，这是一项具有“价值创新”特征的蓝海举措。运用相关蓝海分析工具来诠释“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帮助我们系统地理解该倡议的内涵和影响力。

■一带一路：面向全球化的“非顾客”

由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组织于20世纪80年代发起的这一轮全球化进程，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为基础，强调贸易自由化、跨国资本流动便捷化、各生产要素自由化和私有化，从本质上来讲是为西方跨国企业和跨国资本的利益服务的。而对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而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理念强调开放的市场经济所带来的“涓滴效应”，而排斥国家干预型的经济发展战略，认为在自由经济体系核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扩张最终会惠及边缘地区，带动其发展和富裕。

然而在实践中，过去40年来的全球化进程对于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并不相同。一些发展中国家有效地通过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从国际经济体系的“边缘”向“核心”挺进，中国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代表。2001年至2015年，中国出口从2661亿美元上升至22，765。7亿美元，增长756%。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的经济奇迹，并非被动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结果，而要归结于与有序的开放进程相辅相成的国家发展战略、政府强大的治理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以及中国特有的人口红利、教育储备及较完善的工业基础等优势因素。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并不完全具备上述优势因素，在由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处于被动和从属地位。在西方跨国公司利用经济全球化来实行产业转移和产品升级的过程中，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停留在低端、单一和附属性的层面上。在新自由主义推行的结构性改革面前，国家缺乏掌控经济发展方向的能力，经济独立性受到削弱，依附性进一步加重。而那些经济最不发达的国家，则几乎完全没有从全球化中受益。20世纪90年代初，占世界人口总数10％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是0。6％，到1997年则仅占0。3％，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南北之间的贫富分化，在打通世界的同时并未为欠发达国家提供有效的经济发展路径。

用蓝海理论的语言来讲，众多发展中国家或称欠发达国家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的“非顾客”，它们从未被政策设计者视为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受益者。而全球化进程给它们带来诸多“痛点”，例如：

二、这些国家在人员、技术、基建方面存在严重短板，以致无法提供经贸互通所需的基础环境，无法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无法主动把握经贸一体化，特别是南南之间经贸一体化的发展方向。

三、基础条件（例如制度、硬件设施、人力资源等）的落后导致对这些国家的资本净流入不足。有证据显示，在资本账户自由化前提下，商业资本有从资本贫乏的国家流向资本富足国家的趋势。事实上，跨国投资的大部分都是发达国家之间的互投。这意味着欠发达国家要想补齐短板、改善基础环境，难上加难。

四、在改善基础条件、减贫扶贫方面起关键作用的国际组织是世界银行及其他传统性区域多边开发银行。由它们所主导的发展援助型贷款往往附加种种结构性改革条件。在具体项目方面也往往不能与这些国家改善经贸互通基础条件的需求充分且完全地相匹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它们正是现有全球化进程的“非顾客”。而“一带一路”倡议充分考虑到了这些国家所遭遇的“痛点”，致力于以基建为立足点，发展国家和地区间的互联互通，开启国际贸易的潜在需求，为全球经济体系的参与者提供新的商业机会，缓解红海竞争。

■一带一路：跨界创新、另辟蹊径

蓝海创新思维的关键点在于跨越常规竞争边界，重组不同领域的关键价值元素，以开辟新需求，创造新增长。“一带一路”在逻辑思路上恰恰跨越了一系列常规边界，对价值元素进行重组，以消除现有国际经济体系中的痛点，开创国际合作的新天地。

首先，“一带一路”跨越了框架式国际经贸机制和发展援助机制之间的边界。框架式多边经贸合作组织如世界贸易组织以扩大货物和服务在全球的生产和贸易为宗旨和目标，在多边合作框架下为国际贸易制定规则和准入标准。虽然世贸组织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前提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系列贸易方面的优惠条件，但毕竟不能直接针对这些国家的发展需求提供具体支持措施，改善基础条件，以加强这些国家在贸易开放条件下的竞争力。另一方面，国际发展援助机构如世界银行旨在向成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用于生产事业的贷款和投资，以消除贫困、促进发展。然而世行与世贸组织各自的领域和使命相对独立，很难在贸易连通乃至一体化的具体动议上充分协调行动。另外，发展中国家要获取世行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发展援助和投资，要迈过较高的门槛，往往在国家层面上需要贯彻市场导向的结构性改革，使得这些国家在具备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条件之前就受到市场力量的过度冲击。

相应地，“一带一路”的设计思路也跨越了对外经济关系和国家内部发展战略之间的边界。常规认识常常把自由贸易和国家自主发展战略对立起来，认为自主发展意味着政府干预，而自由贸易则代表市场引领一切。但中国的发展经验显示，一国政府完全可以通过主动引导市场化改革和推进贸易国际化，并保障基础条件的改善和进步，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同时实现自身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正是跨越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常规观念壁垒，以中国自身的成功经验为沿线国家提供发展路径的参照，并倡导一个多方合作，共商共建的机制，为沿线国家提供技术、人员和财务支持，通过助推其经济发展并为其经济开放创造基础条件，开启国际贸易的新市场和新需求。

此外，“一带一路”的解决方案以项目而非框架式协议为基础，以企业为经济合作的主体，这就跨越了多边、双边以及私营部门跨境运作等几类解决方案间的常规边界。传统的国际或区域经济合作方案通常在主权国家之间以多边或双边方式达成。国际发展援助也通常基于多边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议。而“一带一路”对连通和发展的解决方案则是以建设项目为基本单元、以企业为参与主体的，相较于国与国之间大规模的谈判和协调，这种方式无疑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各方的参与成本。同时，由于企业直接参与到合作议程中，其自身的盈利考量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发展援助型建设项目的商业风险。

通过跨越上述常规边界，“一带一路”倡议跳出了国际经贸合作和发展型援助等领域的固有红海思维，为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提出了创新性路径。通过对不同领域关键元素的筛选和重组，“一带一路”有望实现全球化进程的价值创新。

■一带一路：以“四步动作”实现价值创新

从蓝海分析视角出发，“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剔除”“减少”“增加”“创造”四步动作，对国际合作与发展援助的固有领域进行跨界重组，从而为全球化的受众创造价值的飞跃，同时减少各方的参与和交易成本。表1总结了这四步动作的具体内容及其作用和影响：

通过这一系列“剔除-减少-增加-创造”，“一带一路”倡议开创了一条另辟蹊径、高价值而低成本的国际合作行动路径（见图1）。

图1　一带一路：开创包容性全球化的蓝海

■非颠覆性创造：“一带一路”与现有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相容性和互补性

■以蓝海思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为一个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以合作共赢为基础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倡议强调共商、共建、共享，旨在促进各国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而不是由中国唱独角戏。对于全球化进程而言，“一带一路”通过开拓经贸、投资的新疆域，为所有参与其中的国家、企业、相关产业创造了新机会，缓解它们当前所面临的红海困境，为发展和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而随着受助国家通过“一带一路”项目改善基建条件，移除发展瓶颈，生产、商品和服务在全球的连通范围将进一步扩大，为经济全球化开辟蓝海新市场。

这样一个对各方都有益的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了广泛欢迎，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该倡议并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来。联合国安理会也于2017年一致通过决议，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肯定“一带一路”建设对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维护地区稳定发展的作用。

然而，在某些国家中也存在质疑的声音，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并非为实现双赢的经济发展，而是为扩大政治影响力，反映了中国的安全意图。从西方国际关系学的角度来看，产生这样的认识并不足为奇。因为主流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强调的是“相对收益”。在持这种观点的人看来，即便“一带一路”对各方都有益，但如果中国在其间起了主导作用，获得的收益最多，那么对于世界的力量平衡和他国安全就是一个威胁。

[1]其中，罗伊德·沙普利运用合作博弈论研究并比较了不同的匹配方法，并通过推导出的Gale-Shapley算法保证稳定的匹配。埃尔文·罗斯利用其开发的数据工具优化一些公共服务体系资源匹配效率，如学生学校双向选择系统的算法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