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高启死定了（第2页）

钟山如龙独西上，欲破巨浪乘长风。

江山相雄不相让，形胜争夸天下壮。

秦皇空此瘗黄金，佳气葱葱至今王。

我怀郁塞何由开，酒酣走上城南台；

坐觉苍茫万古意，远自荒烟落日之中来！

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

黄旗入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

前三国，后六朝，草生宫阙何萧萧。

英雄乘时务割据，几度战血流寒潮。

我今幸逢圣人起南国，祸乱初平事休息。

从今四海永为家，不用长江限南北。

（《登金陵雨花台望大江》）

尽管结尾几句近乎吹捧，可端谁的碗，不得服谁的管呢？文人固然清高，可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受人钱财，为人消灾，写篇把谀墓辞，撰几句捧场话，说一点中听的，戴两顶高帽子，无伤大雅，也无不可。但是，此刻他要收拾你了，苏州有什么好“龙蟠虎踞”的？一句话，推下去，腰斩了。这就是朱元璋，像所有翻脸不认人的小人一样，不念旧情，早把那首洋洋洒洒的古风忘掉了。

明太祖嗜杀成瘾，特别热衷于消灭文人，一是源于农民的狭隘意识，对于知识分子非我族类的排斥、怀疑、压根儿的不信任；二是来自草根阶层的他，坐上龙椅以后，那种先天的自卑心理，是绝对碰不得当过小和尚、做过盗牛贼的过去。他一波一波地制造“文字狱”案件，清除知识分子，是与他由自卑到自尊的蹦极所导致的失衡，是处于劣势文化状态下那种郁闷对优势文化的逆反，于是，血腥镇压，疯狂屠杀，便是他那精神的释放宣泄之道。

据吴晗《朱元璋传》引《明朝小史》，朱元璋刚当上皇帝，修玉牒时，很想借名人的光，好遮住自己腿上未洗净的牛粪和泥巴。物色了半天，南宋的大儒朱熹，那位得以配享孔子的圣人还可以利用。后来，有一姓朱的典史朝觐他，都否认与朱熹的关系。朱元璋顿时省悟过来，区区小不剌子都不冒认祖宗，我堂堂大皇帝干此等事，被戳穿了岂不贻人笑柄？

每个人都有其软弱的下肋，这就是老朱的一块心病。后来，他学那位亭长刘邦，“将相王侯，宁有种乎”，干脆撕破脸皮，不讳自己为“出身寒微”的“淮右布衣”，系“起自田亩”的“江左匹夫”。但是，他自己怎么说都可以，你说不行。你知识分子，哪怕眼光里流露出一丝蔑视，就要拿脑袋来见。当时，就有许多上奏表的官吏，当然都是有文化的人了，由于一些字、一些词，或音同，或意似，能够与他当过和尚、做过盗贼的历史联系附会上，那就找倒霉了，马上处决。

在中国，一个农民，当他属于土地的时候，可能还是本质上的农民，善是他的主要方面；当他离开安身立命的土地，就可能成为不可知的异数，恶便成为他生命的一个支撑点。中国历代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广到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浩浩****的基本队伍，都是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农民失去土地，再也没有值得顾惜的东西，便剩下破坏和毁灭，正因为一无所有，战斗力特别强，摧毁力特别大，所到之处，无不赤土，然后裹胁着更多新产生出来的饿殍，离开土地，接着再“流”下去。千古以来，文化史兴衰起落，与这些领导者的昌明程度密切相关。他明白一点，文化的日子好过一点；他糊涂一点，斯文扫地，知识遭殃，一部《二十四史》，就这样白纸黑字写着的。

在历代官修的史书中，对这些流动着的武装农民，如黄巾、黄巢、李自成、张献忠，一律呼之曰“流寇”。“寇”当然是毫无异议的蔑称，“流”却是准确的状态描写。农民只要一流起来，手里握有武器，便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尤其流民中的先锋分子，也就是流氓无产者，如朱元璋，暴得富贵，即使坐了江山，也不是能在一代、两代间改变其先天的由于小农经济所造成的文化劣势，尤其是那种心理上的文化劣势所形成的基因，像DNA就更难彻底改变。于是，便注定这些掌权的农民，尽管穿上了龙袍，也是充满对知识分子的敌视，对优势文化的憎恶。政治运动中站在被告席里撅起屁股，准备挨揍者，无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坐在原告席里声严色厉，口诛笔伐，振振有词，触及灵魂还要触及皮肉者，无不自称为苦大仇深的贫民。其实，后来的调查发现，在整个干部队伍中，腐化分子、贪污分子、不可救药分子的大多数，倒不是站在被告席里的“黑五类”。

在吴晗《朱元璋传》里开了一串被杀文人的名单：

处州教授苏伯衡以表笺论死；太常卿张羽坐事投江死（注，不是他跳江自杀，而是被绑起来扔到长江里）；河南左布政使徐贲下狱死；苏州经历孙右；曾为蓝玉题画，泰安州知州王蒙尝谒胡惟庸，在胡家看画，王行曾做过蓝玉家馆客，都以党案被杀；郭奎曾参朱文正军事，文正被杀，奎也论死；王彝坐魏观案死；同修《元史》的山东副使张梦兼、博野知县傅恕、福建佥事谢肃都坐事死，曾在何真幕府的赵介，死在被逮途中；曾在张士诚处作客，打算投奔扩廓帖木儿的戴良，畏罪自杀。不死的，如曾修《元史》的张宣，谪徙濠州；杨基罚作苦工；乌斯道谪役定远；顾德辉父子在张士诚亡后，并徙濠梁，都算是十分侥幸的了。

因此，以高启为首的“吴中四杰”，会指望老朱给他们抛来一串热情的飞吻吗？

明朝的郎瑛在其《七修类稿》提到：“国初，张士诚窃居姑苏，较之一时僭伪似小有间。众皆嗜杀，不礼士夫，张则造景贤楼以延之。”生活在明朝中叶的郎瑛，文中所说的“一时僭伪”，自然不包括明太祖。其实，元末天下大乱，群雄蜂起，割据争夺，称王称霸，朱元璋、方国珍、张士诚，都是“僭伪者”。而贩私盐出身的张士诚，称吴王，据苏州，对知识分子的吸引力要大于朱元璋，在延揽吴地的文人和士绅以及元朝的官吏加入到他的政权中来效力，也比朱元璋要成功一点。

据纪昀的《四库全书提要》载，“吴中四杰”之杨基，“其先嘉州人，祖官吴中，因家焉”；张羽，“本浔阳人，侨居吴兴，再徙于吴”；徐贲，“其先蜀人，徙常州，再徙平江”；加之高启，同住在姑苏城里，同受到张士诚的礼遇，对这个代元而起的新政权，持欢迎态度，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中国的士，说来可怜，只要不用小棍子老敲他的脑袋，不用小鞭子老抽他的屁股，他就会感恩戴德。如果奉为上宾，引为知己，他都恨不能为之殉死的。这四位文人，拿今天的话来说，是当之无愧的著名作家，是媒体关注的知名人物，都箕坐在景贤楼里，喝着老酒，听着评弹，成为那个盐贩子的座上客。我想在应天也建立了政权的朱元璋，获知这个情报，是不会很开心的。所以，最后这四位诗人，先后被杀，被谪徙，还连带一批仕吴的文化人死于非命。甚至为了惩罚，苏州的田赋是全国最高的，苏州被强迫外移到凤阳去的百姓也是各地中最多的。

当皇帝的，未必不小人，未必不记仇，未必不睚眦必报。一篇《上梁文》，送到御案上，老朱跳起来，朕正等着呢！于是高启伏法，一分为八，惨不忍睹。

如果留他一条命在，有更多的诗作，流传于后世，至今家弦户诵，也是可知的。但天才遭遇上嗜杀的皇帝，无论什么样的封建王朝，即使陛下心情非常之好，搂着你的肩膀做亲密状，但最后你也只有玩儿完一途，别无其他。

总而言之，你倘不沉默，你就被腰斩；你倘不想被腰斩，你就只有沉默。这是朱皇帝的逻辑，也是许多中外独裁者奉为圭臬的逻辑。在沉默和腰斩之间，若是任择其一的话，如果高启征求我对这道选择题的看法，我会建议他选择沉默，谁也不会把他当哑巴卖了。因为宁肯咬断舌头，也要设法保住脑袋，这才是上上策呀！脑袋掉了，他即使有八斗之才，也就白搭了。脑袋留着，他那八斗之才虽废了，至少作为一个观众，活着看收拾过你的人死，也不让收拾你的人看你死。这样算账，我觉得还划得来。

有人对我坚持这种笑到最后写到最差，或笑到最后最后什么也写不出的做法，不怎么赞成。我也同意这种属于我个人经验的怯懦、苟且、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很没出息，屡被具有斗士精神的同行所鄙视、看不起，我也死猪不怕开水烫，很无所谓的了。但我活了这么多年，别的长进没有，记忆力还算不错，那些认为应该奋不顾身去抗争，应该坚持真理去决战，应该不屈不挠往前冲，应该抵抗到底豁出命的勇敢者，大难临头，撒丫子跑得比谁都快，有的都跑到美利坚合众国去了。他自己开路，却要你去当傻帽，这等好样的同行，要我在记忆中将其格式化掉，那是不可能的。

说到底，如果为真的文学、真的天才，做些什么，也许还值得。可当今果有什么天才，果有什么大师吗？我是从来不相信的。

把话说得再绝一点，对文学来说，高启是重要的；对朱元璋来说，多一个天才少一个天才，算个什么？高启的不幸，是碰上了朱元璋这样一位从穷乡僻壤中、从封闭环境中走出来的统治者。闭塞，则偏执；偏执，则抵制，而长期抵制的结果，便是拒绝文明。贫穷，则愚昧；愚昧，则无知，而长期无知的结果，便是敌视文化。对大多数既非天才，也非大师的人来说，作为朱皇帝的子民，保住脑袋的同时，还要护住屁股，避免吃棍子，避免挨板子，便是第一要务了。

天才固然重要，但为了天才而罔顾一切，那就是“谢灵运式”的癫狂了。记住苏联电影里的一句名言，好像是列宁对那个瓦西里说的：“面包会有的。”那是真理得不能再真理的真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天才总是会有的。

用得你急吗？

我记得高启有一首小诗，不知是他何时的作品，题名为《田舍夜舂》，只四句，与聂夷中的《咏田家》、与秦韬玉的《贫女》，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妇舂粮独睡迟，夜寒茅屋雨来时。

灯前每嘱儿休哭，明日行人要早炊。

这真是一首佳构，舂米声、风雨声、婴儿的哭声，如在耳边，声声可闻；米香、夜色、灯光、人影，如在眼前，历历在目；生活的沉重，劳动的烦冗，期待之渺茫，无望之未来，似乎也能在我们心中，有所感触，有所回应。诗人笔下的妇女，将稻谷舂成如珠如玑的白米，某种程度上，多少类似文人在锤炼字句上，那如琢如磨的劳动精神，而她所感受到的“夜寒茅屋雨来时”的凄冷心境，也颇相同于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不大容易笑得起来的精神状态，这实在是很令人不胜其感慨的。文人啊，中国的文人，难道这就是那漫长岁月里应有的写照吗？

因此，从高启的这首小诗，到高启的这段公案，以及那位杀知识分子特来劲儿的朱皇帝，都是值得研究中国历史的工作者，为之深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