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徐渭的焦虑（第2页）

这就是他的悲哀了。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是毛泽东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性格剖析，可谓点一语中的。无论标榜清高者、待价而沽者、自居清流者、终南隐居者，甚至如唐伯虎，“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者，总得有一个能领到饭票、拿到菜金、吃到公帑、取得钱粮，现在叫单位，过去叫衙门的所在，或长远，或短暂地依“附”着，这才不六神无主，这才不惶惶度日。

附，就是附庸、附属、附着、附靠，主从关系便分晓了。因此，不论是礼聘去的、邀请去的、拿八抬大轿抬去的、应博学鸿词科自投罗网去的，还是用枪逼着去的、拿刀押着去的、挥着大鞭子抽着去的、戴罪立功连滚带爬去的……端谁的碗，服谁的管；领谁的钱，看谁的脸，一句话，“附”是中国的士、中国的文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其精神状态和物质基础的全部。

除掉商末孤竹国的君长子伯夷，君少子叔齐，偏要在周的体制外讨生活，在中国还少见这等孤高耿介之士。两兄弟拿定主意，“耻不食周粟”，也就是不拿周朝的工资。最后来到山西永济，在首阳山挖蕨根和薇菜充饥，可不知当地的谁，说了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二位采的这些野菜，可也是周朝土地上长的哦，你们能咽得下去吗？于是，这两个想不开的呆子，生生给饿死了。从此，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伯夷、叔齐如此愚不可及的人了。懂得文人必须依附的天性，也就明白“文革”期间，遍布全国的“五七干校”，为什么不设围墙，不设警卫，也决不担心接受再教育的大小知识分子，会愤而出逃，会铤而走险。

你既然是一根毛，你就得找到能够附着的一块皮。即使徐渭，也不能例外。为了能在控制江、浙军事大权的司令部里，领一份儿饷，大师也不得不屈尊俯就，竞争上岗。陶望龄的《徐文长传》，写得真实些：“胡少保宗宪总督浙江，或荐渭善古文词者，招至幕府，筦书记。时方获白鹿海上，表以献。表成，召渭视之，渭览罢，瞠视不答。胡公曰：‘生有不足耶，试为之。’退具藁进。（胡）公故豪武，不甚能别识，乃写为两函，戒使者以视所善诸学士董公份等，谓孰优者即上之。至都，诸学士见之，果赏渭作。表进，上大嘉悦。其文旬月间遍诵人口。公以是始重渭，宠礼独盛。”

袁宏道的《徐文长传》，对徐渭谋到这份幕宾差使，则是高调描写，突出其“戴敝头巾，衣白布澣衣，直闯门人，示无忌讳”的文人风骨：“文长为山阴秀才，大试辄不利，豪**不羁。总督胡梅林公知之，聘为幕客。文长与胡公约：‘若欲客某者，当具宾礼，非时辄得出入。’胡公皆许之。文长乃葛衣乌巾，长揖就坐，纵谈天下事，旁若无人。胡公大喜。是时公督数边兵，威振东南，介胄之士，膝语蛇行，不敢举头；而文长以部下一诸生傲之，信心而行，恣臆谈谑，了无忌惮。会得白鹿，属文长代作表。表上，永陵喜甚。公以是益重之，一切疏记。皆出其手。”

其实，所谓“幕宾”，说白了，是陪着聊天的清客，以文字听差的扈从而已，从徐渭“深恶富贵人”的“纵诞”性格，这份粮秣是吃不长久的。可是，胡宗宪需要一支好文笔，巴结京师当局，颇善遇他，颇优容他，表现出相当的雅量。“幕中有急需，召渭不得。夜深，开戟门以待之，侦者得状，报曰：‘徐秀才方大醉嚎嚣，不可致也。’公闻，反称甚善。”（陶望龄《徐文长传》）

于是，一直失意从未牛皮过的徐渭，一直边缘化从未上过台盘的徐渭，一直科场败北从未神气过的徐渭，有生以来，第一次找到了感觉。尤其军门权力的威风，比他家乡的陈年花雕，更为醉人，果然也就晕晕乎乎起来。这些年来，我在文坛，看到诸公顶戴花翎以后，那蛮可笑的嘴脸，便大致想象我们这位徐大师，把自己看作督帅府的股肱人物，胡宗宪的心腹体已，拖着胖胖的身躯，扛着硕大的脑袋，往来于越东州府，奔波于剿倭前线，那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殚思竭虑、悉心效劳的“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样子，便不禁想起“小人得志”这句对大师不甚恭敬的成语。

徐渭是一个大奇人。图为他的《嬉蟾图》，今人谢稚柳题。

据袁宏道《徐文长传》：“文长自负才略，好奇计，谈兵多中。凡公所以饵汪、徐诸虏者，皆密相议然后行。尝饮一酒楼，有数健儿亦饮其下，不肯留钱。文长密以数字驰公，公立命缚健儿于麾下，皆斩之，一军股栗。有沙门负赀而秽，酒间偶言于公，公后以他事杖杀之，其信任多此类。”

《明史·徐渭传》有道，“藉宗宪势，颇横”，陶望龄的《徐文长传》也说：“间或藉气势以酬所不快，人亦畏而怨焉。”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更不客气：“一为权贵所知，遂侈然不复约束。”这就是说，大师不见得每时每刻都大师，大师不见得不偶尔比小人还要小人。所以那些大师、准大师，忽然之间，很小人起来，也就只当看不见罢了。反正那一程子，两三年间，这位大师的脑袋，肯定是进了点水，以为自己是胡宗宪的宪兵队长、侦缉处长，以为自己是英国情报五处的007呢，这就不免让人好笑了。

这个胡宗宪，先附赵文华，通同作奸，陷害同僚；后依严嵩父子，密相勾结，贪赃枉法。徐渭，一介草民，未必详细知悉官场和宫闱中的黑幕，不知不为罪，也不能深怪。但是，与他有知遇之恩的沈练，却因劾严氏父子而终被谋害，他不会不知道，也不会不痛心。因为他在《畸谱》的“纪知”一节中写道：“沈光禄练谓毛海潮曰‘自某某以后若干年矣，不见有此人，关起城门，只有这一个’。”徐渭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份赏识他的知遇之情，他是相当感激的。所以，他写出“公道自然明日月忠臣何意祀春秋”的《沈青霞先生祠》的榜联；写出“两上书而伏阙，一抗议而廷争，迨谪边氓，触帅臣之所忌，其于宰辅，值旧怒之未平，遂构谋而巧中，遽矫命以伏砧”的《祭沈锦衣文》的史实。然而，也是这一支笔，写出了令人齿冷的《代（胡宗宪）贺严阁老生日启》。大师的肉麻吹捧，登峰造极：“施泽久而国脉延，积德深而天心悦。三朝耆旧，一代伟人，屹矣山凝，癯然鹤立……”算是把马屁文章作到了极致。

文人的可怜，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文人的可耻，也是为了这块附着的皮。有的人，一时间死不肯低下自以为高贵的头，一时间又不得不撅起屁股任人鞭策；有的人，一时间神气活现到天都装不下他，一时间又不得不垂手侍立听从差遣；有的人，一时间铁骨铮铮慷慨激昂声震云天，一时间又不得不说违心之言，不得不做违心之事。人格和文章分裂，言论与行为悖背，徐渭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我们，或多或少，都曾有过这样的做人体验。想想，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也就不忍苛责了。

同时代的汤显祖，不知是否因为这点缘故，始终与他保持着有礼貌的距离？徐文长对汤显祖的赞赏，最初由诗而起。“真奇才也，生平不多见。”他曾经素昧平生地主动与之联络，对这位目空一切的大师来讲，实为破天荒之举。信是这样写的：

某于客所读《问棘堂集》，自谓平生所未尝见，便作诗一首以道此怀，藏此久矣。顷值客有道出尊乡者，遂托以尘，兼呈鄙刻二种，用替倾盖之谈。《问棘》之外，别构必多，遇便倘能寄教耶？湘管四支，将需洒藻。（徐文长《与汤义仍书》）

诗是这样写的：

兰苕翡翠逐时鸣，谁解钧天响洞庭？

鼓瑟定应遭客骂，执鞭今始慰生平。

即收吕览千金市，直换咸阳许座城，

无限龙门蚕室泪，难偕书札报任卿。

（《读问棘堂集，拟寄汤君》）

信也好，诗也好，充分表现出徐渭对汤显祖的渴慕之意、期待之情。然而，这封不会不送到的信，这首不会不读到的诗，汤显祖既无复函，更不和诗，这实在是件令人感到蹊跷的公案。

王思任评《牡丹亭》时曾经提及：“往见吾乡文长批其卷首曰：‘此牛有万夫之禀。’虽为妒语，大觉心。则若士曾语卢氏李恒峤云：‘《四声猿》乃词场飞将，辄为之唱演数通，安得生致文长，自拔其舌。’”看来，徐渭对汤显祖，大有“嘤其鸣兮，求其友声”的热情；而汤显祖对徐渭，只是出于职业上的尊敬，不但不愿深交，连最起码的同行来往也没有。所以，明末清初的周亮工说的话：“青藤自言书一，画次，文第一，诗次，此欺人耳。吾以为《四声猿》与草草花卉俱无第二。”清人郑板桥在《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中所道的：“忆予幼时，行匣中惟徐天池《四声猿》，读之数十年，未能得力，亦不撒手，相与终焉而已。世人读《特丹亭》而不读《四声猿》，何故？”多少都能听出一点弦外之音。

从《万历野获编》，约略能够看出一丝端倪，沈德符稍晚于汤显祖，但所记却是亲见亲闻：“文长自负高一世，少所许可，独注意汤义仍，寄诗与订交，推重甚至，汤时犹在公车也。余后遇汤问文长文价何似，汤亦称赏，而口多微辞。盖义仍方欲扫空王李，又何有于文长。”再说，徐渭的《寿严嵩词》，一直为人所垢辱，以天下为己任的汤显祖，不会不介意的。

这种了无回音的冷漠态度，对“眼高千古，独立一时。当时所谓达官贵人，骚士墨客，皆叱而奴之，耻不为交”的徐文长来说，可想而知，是何等的难堪！因此，当严世蕃掉了脑袋，严分宜回乡看坟，朱厚熜大发雷霆，胡宗宪瘐毙诏狱之际，我们的这位大师，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经济压力，遣散后被逮有口难辩的压力，以及失去保护伞后群起而攻之的报复压力，恐怕还包括在文坛上被鄙视、被唾弃的舆论压力，于是，身心全面崩溃、精神彻底垮台。按照现代精神病学的论点，极为天才的人，其精神状态未必就是十分健全的。“虑祸及，遂发狂。”

据徐渭自编《畸谱》：

四十五岁，病易。丁剚其耳，冬稍瘳。

四十六岁，易复。杀张下狱，隆庆元年丁卯。

徐渭的“易”病，当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否则，他绝不可能像荷兰画家凡·高那样，跟自己的耳朵过不去，用一根大钉子刺进去。而且，因为一下子死不掉，又用棍棒敲击自己的阴囊，使睾丸碎裂，以促速死。陶望龄是唯一自始至终了解他、关注他的同乡友人，据他的记载：“引巨锥剚耳，刺深数寸，流血几殆。又以椎击肾囊碎之。”这样极其残忍的匪夷所思的自杀方法，史所罕见，世所罕见，说句绝对应该掌嘴的话，对大师之卓绝、之坚忍、之狠愎、之非常人所能为的奇行，触目惊心的同时，也不能不为这位中国人所创造的死亡方式赞叹。

我记得在我生命中最黑暗的岁月里，也曾经想从太行山深处的悬崖跳下去的。然而，还未跨出半步，那凄凉的山风从裤脚管飕地吹进，顿时战栗起来，害怕起来，不敢死也不想死了，可见死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因此，我特别崇拜这位面对死亡毫无惧色的人。

自杀多次未果，杀妻坐牢八年，“绝谷食十余岁”。“晚年愤益深，佯狂益甚。或自持斧击破其头，血流被面，头骨皆折，揉之有声。”“古今文人牢骚困苦，未有若先生也哉。”

然而，生命力顽强的他，在出狱之后到抱愤而卒的19年间，也是他创作最旺盛、作品最辉煌的时期，凡他笔下倾泻而出的“一段不可磨灭之气，英雄失路、托足无门之悲，故其为诗，如嗔如笑，如水鸣峡，如种出土，如寡妇之夜哭，羁人之寒起。当其放意，平畴千里；偶尔幽峭，鬼语秋坟”（袁宏道语）。其才情睿智，其韵语华章，其彩墨精粹，其放谈高论，无一不达到了“光芒夜半惊鬼神”（黄宗羲诗）的巅峰状态。

虽然大师的晚景凄凉、结局很惨，死时“帱莞破弊，不能再易，至藉藁寝”，穷得不能再穷。但他所留存下来的诗、文、书、画，“岂知文章有定价”（黄宗羲诗），成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无与伦比的瑰宝。因此，袁宏道大声呐喊，誉他为“有明一人”。其实，他那摧折不倒、折腾不死、挺挺兀立、敢杀敢砍的精神，对于中国文人的感召启发意义，千古以来，恐怕也就是徐渭“这一个”罢了。

正是“这一个”，我们看到了中国文化的脊梁、中国文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