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坤卦第二 坤下坤上为人处世要宽大为怀（第2页）

象曰：黄裳元吉，文在中也。

第五爻为上卦的中位。

“黄裳”是象征尊贵的华丽外衣。“文在中”，是指虽然有一定身份，但为人做事很谦逊而不张狂；或者说是出身高贵，但平易近人。

这一爻是说，身居高位，应该谦虚谨慎、礼贤下士。这样，才会受到人们的尊崇，才会平安无事。

上六：龙战于野，其血玄黄。

象曰：龙战于野，其道穷也。

上六是事物发展到顶点的转化阶段。但阴气盛极而衰，阳潜其中而生，阴阳摩**，对立转化，所以用“龙战于野”作譬喻。所谓“战”，象征天地阴阳的矛盾与碰撞。也有人把“战”释为“接”，认为阴阳二气交接互合。解释有异，但精神实质并无二致，都强调了阴阳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其血玄黄，其实即指天地，古人说“天地玄黄，宇宙洪荒”，以血色喻天玄地黄，天地为阴阳和合，所以能产生万物，厚载不偏。

用六：利永贞。

象曰：用六永贞，以大终也。

在六十四卦中，只有乾卦与坤卦会多出“用九”与“用六”的一条爻辞。因为两卦分别是纯阳与纯阴之卦。

用六，即综合起来看坤卦的六个阴爻。

从整体来看坤卦的六个阴爻，除了位置不同外，它们都是一样的，都是阴爻，意味着柔顺、顺从。但“柔顺”和“顺从”应该有一定的原则，所以坤卦是讲为人做事之道的。

这一爻是说，为人做事，要永远坚守自己所信奉的原则和道德规范。只有这样，才会顺利、平安。柔顺、顺从，固然是可以赢得人们的好感，但是不讲原则地盲从，也会招惹是非和祸事。

[坤卦点悟]厚德载物，有容乃大

坤代表地。人们常常把大地比喻成母亲，母亲对自己的孩子可以说是无限的宽容。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难免出现矛盾，别人也许有意或无意间伤害了你，如果不是原则问题，要试着学会原谅对方。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倘若不能宽容他人，那么他人也将难以容忍你的不宽容，最终导致关系不谐，甚至由此积怨成仇。而真正的聪明人，不仅会以宽广的胸怀包容人，也会以柔中有刚的方法妥善解决矛盾。这实在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坤卦例解]曾国藩宽容待人

“诚”、“宽”两字是坤卦的要义，也是大胜者修养心志的主要内容，有之，则事成；无之，则事败。

曾国藩强调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不尤人。他一向主张“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

曾国藩奉行的“待人以恕”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左宗棠只比曾国藩小一岁，但他屡试不中，科场失意，蛰居乡间，半耕半读。咸丰二年（1852年），已41岁，才由一个乡村塾师入佐湖南巡抚张亮基，当了个“刑名师爷”。后张亮基迁为湖广总督，左宗棠于咸丰四年（1854年）三月又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共达六年之久。曾、左虽非同僚，却同在湖南，常有龃龉。

咸丰六年（1856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使，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官文这位满族官员较为颟顸，竟将这案子报到朝廷，朝廷因命考官钱宝青审讯，传左宗棠到武昌对簿。咸丰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就地正法”。京城内外闻之者莫不震惊。骆秉章与湖北巡抚胡林翼均上疏力辩其诬。胡林翼的奏折中且有“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话。京中官员如侍读学士潘祖荫，与左素不相识，也上疏痛陈“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官文似不可“引绳批根”。

在这种情况下，咸丰帝才有“弃瑕录用”的旨意，肃顺也趁机以人才难得进言。官文接旨后，才不再催左宗棠对簿，草草了结此案。此案刚发生之时，左宗棠曾写信给友人，陈述自己的委曲与悲苦之情：“弟性刚才拙，与世多忤，近为官相所中伤。幸所做之事容易明白，而当轴诸公尚有能知之谅之者，或可不预世网，然亦险矣！自念草野书生，毫无实用，连年因桑梓之故，为披发缨冠之举，忘其愚贱，一意孤行，又复过蒙优奖，名过其实，其遭此谤陷，固早在意见中。特欲借会试一游京师，脱离此席，非敢再希进取，以辱朝廷而羞当世之士也。”于是，左宗棠辞别骆秉章，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月离开长沙。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正在这时，四月初一，特旨询问曾国藩说：“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目下贼氛甚炽，而湖南亦所必欲甘心，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本地襄办团练等事，抑或调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着曾国藩酌量处理。”曾国藩立即于四月十三日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曾国藩与胡林翼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

在曾国藩一再保举之下，左宗棠于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1863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的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虚怀若谷，既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也可以使自己像大海迎纳每一条河流那样，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倘若真能做到这一步，事业就不会没有成功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