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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供给侧改革对于国企改革的意义（第2页）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思想是降低制度**易成本。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最终结果反映在经济增长模型方面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反映在市场方面是企业竞争力得到提高。前两个月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便是一场制度性变革，为“供给侧”的改革做了充分的准备与动员。

如果细读9月13日公布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不难发现其中贯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在供给学派理论中，研究的多是“供给侧管理”。然而，这次强调的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宽泛意义上的“管理”被“结构性改革”取代，指向非常鲜明。国有企业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主体。国企改革搞了好多年，不仅各方意见不一，而且建议也是五花八门。到底怎么办？《指导意见》，最终还是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战略部署。理解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才能真正弄明白为什么要搞这场国企改革。从国有企业角度来说，尽管《指导意见》要斩断国企与政府之间的“脐带”，对于部分国企来说存在一定挑战，但《指导意见》对于国有企业推进按照市场原则实施产权多元化、改善公司治理结构、对管理人员实施市场化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束缚等改革措施，将使国有企业整体上迎来巨大发展机遇。从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国家治理角度看，《指导意见》所体现出来的核心思想是“放松管制、对内搞活、加强监管、转型升级”等典型的供给侧管理思维。这势必增强现有国有企业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显然，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问题方方面面，但核心是体制机制问题，要着力通过国企改革破解矛盾，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重新焕发中华民族发展的生机与活力。

如果细读十八届五中全会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不难发现其中贯穿了新供给经济学的思想。《建议》突出“创新”的作用，恰恰是回到了经济增长理论的本源，整篇《建议》体现的都是怎么从“供给侧”这个角度观察和分析中国宏观经济问题，比如制度供给、构建发展新体制。

（三）供给学是一种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的理论

“供给侧”这一理念来自于中国的“新供给”，“新供给”是中国式“供给学派”的简称，是中央政府所倚重的宏观调控体系的新一套理论话语。

在实践上，所谓供给侧改革，就是从供给、生产端入手，通过解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这种改革具体而言，它要求清理僵尸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将发展方向锁定新兴领域、创新领域，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具体措施就是国企改革中的“三个一批”。

长期以来，经济增速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我们一直为针对当前经济增速下降、诸多行业面临周期性衰退等新常态下的宏观政策的确立，该从速见成效的需求侧入手，还是立足长远倚重供给的问题而争论不休，而犹豫、彷徨。

现在要积极拥抱“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还是基于当前客观现实，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实际问题，作出的一种时代选择。频繁出现的“代购潮”“海淘热”“疯抢潮”早就说明，随着人们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国内供给经常满足不了人们需求。连买个指甲刀都要让人从德国带回来，连购个马桶盖都要跑到日本去疯抢，国外货如此走俏，跨境电商生意红火，这都在说明，是时候以新的供给来释放新的需求，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新动力了。哪些领域、哪些产业、哪些产品在“供给侧”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正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需要。

从深层次看，供给学派和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区别在于，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而供给学派则强调充分尊重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为市场主体提供良好的服务，政府不能增加企业负担，必须让企业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必须在调整生产力诸要素的基础之上，让企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力军。

供给学派尊重市场主体，尊重企业，给社会发展的主人——企业，给予史无前例的重视。把“供给侧结构改革”这一伟大历史使命交给企业，交给中国工人阶段。这是我们感谢供给学派的地方。

（四）新供给经济周期与国企“三个一批”的高度吻合

怎样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新供给经济周期与国企“三个一批”改革来看，竟然是那么吻合。

中国经济如今面临的最突出矛盾不是总量矛盾，而是结构问题，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恰逢其时。可以看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明确提出，要促进过剩产能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要降低成本，帮助企业保持竞争优势。

显然，中央决策坚持问题导向，从生产供给端入手，创造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打造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中国进入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国家后，需求增长总体比较平稳但出现了新升级，产业结构要跟上来，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要加快发展，而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要加快出清，这样才能形成新的核心竞争力。

我们探讨从供给端和供给结构变化出发，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恰恰是供给侧结构调整的四个层次，是国企改革中“三个一批”的任务。

第一阶段，新供给形成阶段：当新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孕育产生，社会旧有供给和需求结构仍在延续，经济处在新周期的导入期，经济潜在增长率开始回升。这正是企业创新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创新一批”相对应。

第二阶段，供给扩张阶段：当新供给内容被社会普遍接受，新的需求被新供给开发创造出来，新供给与新需求形成良性促进，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经济增速不断提高。这正是企业发展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发展一批”相对应。

第三阶段，供给成熟阶段：该阶段的生产技术进一步普及，社会资源纷纷涌向新供给领域，则供给数量迅猛增加，而需求逐步趋稳，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能力降低，但供给仍然维持惯性增长，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开始降低，经济增速回落。这正是企业兼并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重组一批”相对应。

第四阶段，供给老化阶段：过剩供给短期难以消化，过剩产业资本沉淀不能退出；老化供给不能创造新的需求，造成总需求持续下降；新的供给力量尚未产生，经济整体将陷入萧条期。这正是企业清理退出阶段，与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清理退出一批”相对应。

国企改革《指导意见》中的“三个一批”，实际上是“四个一批”，因为“创新发展一批”，包含了“创新”与“发展”两个层次。如果一个经济体中大部分行业处于新供给形成和供给扩张阶段，这个经济就会充满活力，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提高，整体运行趋势是向上的；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这个经济体的活力就会下降，其经济增长速度就会降低，整体运行趋势就会向下。目前的中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速度降低，运行趋势向下阶段，就是因为中国目前较多行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

当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有太多处于供给成熟和供给老化阶段的产业，那么无论是刺激需求还是五年计划，都无法改变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反之，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吸收部分过剩产能，但长期可能反而进一步鼓励了过剩产能扩张，可能加剧供需矛盾，阻碍长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并且削弱经济的自我循环能力。

进入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临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表象上是速度问题，根子上看是结构问题。抓住供给侧做文章，是中国经济进入发展新阶段的必然选择。供给侧结构改革，最终是要落到结构改革上，就是通过比例的调整，实现改善效率的目的。

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关键是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是创新发展一批，全面提升中国各方面的要素生产力。新供给主义经济学认为，技术和产业的演进、供给和需求结构的变化，以及供给与需求循环往复的交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主要力量。这作为一条主线，是中国经济下一步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

重要的是清理退出一批。钢铁、水泥、煤炭、油气、有色金属、玻璃等上游产业的利润下降幅度最大，利润下降也最明显。如果扣除这六项，其他行业的利润变化并不是很大。所以，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上游板块要进行比较大力度的结构性调整。

显然，中国在供给侧的改革应该着眼于放松政府管制与干预，鼓励企业创新、重组与清退。但是，这并非仅仅靠改变某些经济政策就能实现，而是全面地改革，改变政府部门抓住权力不放的行为习惯，改变国企本身安于现状、不思改革、总是等着上面催逼的状态，改变国人的思维方式，讲究诚信，遵守法治，公平竞争，勇于创新。

（五）国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消化过剩产能开始

国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哪里开始”？答案是消化过剩产能。

是否消化过剩产能？供给侧管理和需求侧管理曾经有两种相反的结论：需求侧管理认为市场无法出清，因此需要采用政策刺激的方式来恢复需求，令需求扩张去迎合现有产能；而供给侧管理则认为市场可以通过价格调整等方式来自动出清，通过价格、产能整合、淘汰等方式来清理过剩产能，因为“过剩”存在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过剩产能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转型的一大包袱。现在去产能主要有四大路径:从解决“僵尸”企业入手，加快清理退出；加快企业并购重组，提高行业集中度；扩大出口，通过“一带一路”战略等开辟新的市场，从需求端加快去产能；加快产能输出，将工厂迁移至中亚、非洲等国家，在供给端消化产能。

在目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企业盈利水平是一个需要特别关注的核心指标。核心就是企业可盈利。这应该是经济转型的一个核心指标，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该致力达到，或者衡量国企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