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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第1页）

§第一节　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

“十三五”规划纲要中提出，要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中国正处于一个不确定的年代。作为“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全国“两会”召开，“十三五”发展规划颁布，2016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备受关注。我们的任务是寻求确定性，如何认识2016年经济改革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线及宏观走势。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0年是快速发展时期。在过去30多年里，世界经济每走一步中国大概走两步半。世界经济平均每年保持3%—4%的增长，而中国的增长速度在10%左右。因此，我们快速地由一个不显眼的经济体，先后超越了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到2010年，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站上了一个“10万亿美元的台阶”。

对世界来说，中国用了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就取得了别的国家用几代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取得的进步，创造了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至今，这个奇迹的奥秘仍是探索的话题。

到了2011年，情况变了。经过30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到了一个发展和转型的节骨眼上。未来10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将会如何？为什么焦点聚集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最近以来，全社会都在关注这个问题。

当前的经济形势错综复杂，有非常好的一面，也有问题非常严重的一面，如果我们多看一些好的方面，可能觉得很不错、形势大好，如果多看一些负面的东西，就可能会悲观绝望。总的来讲，政府发布的信息好的方面多一些，民间可能悲观情绪比较重一些。目前中国经济好的方面，主要是我们多年来强调的转型，现在已经开始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我们的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占50%　左右，这是结构调整最重要的成果；另外，我们的新兴产业，不管是互联网、电子商务，还是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如果看这些方面，应该说经济形势还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实体经济困难重重，中小企业危机四伏，过剩产能蕴藏着极大的风险，问题也非常严重。

2016年是真正意义的供给侧改革与去产能元年。过剩的产能早晚要去，这是任何一个经济体逃不掉的宿命。从逻辑上讲，去产能是去库存和去杠杆的基础，只有完成了去产能，一个经济体才可能真正走出危机，中国也不例外。去产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把需求拉起来，另一种是把供给压下去。90年代去产能是双管齐下，先是朱镕基总理铁腕压供给，然后是全球化红利（2003年入世）和股市红利、房地产（2003年将房地产定为支柱产业）拉需求，还有2009年的四万亿拉动，随后才有了中国奇迹。但现在呢？拉需求的方法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一、国际经济格局的背景

中国前30年的快速发展是内外两个因素良性互动的结果。冷战结束，“和平、发展、合作”成为世界的大趋势，产业由西向东转移，全球化的趋势迅速兴起，对于整个外部世界形成了难得的和平红利释放期。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这样的好的发展外部环境的机遇，但是中国都没有把握住，而这一次国内的动乱结束，党和政府把经济建设放在一切工作的中心，取代了过去“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改革开放，把长期压抑着的国内的、企业的、民众的、地方的等各方积极性的魔咒给打破了，潜力像泉水般地涌现出来。国内出现了难得的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加深，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密不可分。2016年是中国“十三五”的开局之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要“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是不断地开放，也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经济格局的重塑中将扮演重要角色。在产能升级和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国际合作被赋予了新关注度。无论是产能出海还是资本对外输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世界显示出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而且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因此，判断2016年中国经济形势，首先需要在开放经济的视角下对当前国际经济格局进行分析和考察。

近些年国际环境在发生改变，对中国相对有利的环境变得相对不利。世界经济不景气，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利的。中国与世界是不可脱钩的，过去我们可以独善其身，现在不可以，前面我讲过中国现在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体，已经跟世界进入了同轨同步运行的阶段。现在世界的秩序是混乱的。过去世界的治理是靠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大国际组织再加七大工业国，来主导世界的投资、贸易、货币等政策，而2008年之后，危机首先爆发在发达国家，发达经济体自身的影响力下降，因此世界治理从G7到了G20。但是在G20里面至少有明显两个缺陷：第一是发展阶段不同，在G20的体系里面，不同的国家发展阶段是不一样的，讨论这些政策的分歧很大。在价值观方面差异也很大，G20里面有伊斯兰的，有基督教的，有东方的，各种价值观在里面。所以今天的世界秩序是混乱的，这种混乱就造成了整个国际金融环境、投资环境、贸易环境的混乱，对中国也不利。

2015年，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况仍然持续分化。全球化趋势在放缓，区域化趋势在增强。上一层我们是分享了全球化的红利，而眼下这个红利正在弱化。去全球化，追求区域化的新的趋势在抬头。突出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要建立两个区域性的自贸区的体系——跨太平洋的伙伴关系和环大西洋的投资贸易伙伴关系。这两个区域性自贸区的建设，把中国排除在外。因此，形成了一个短期内可能对我们投资贸易不利的外部环境。美国经济总体而言稳定复苏，延续了小幅增长的态势，第三季度GDP增速从第二季度的3。9%下降至1。5%，略低于市场预期。欧洲经济在走出欧债危机的过程中，正逐步企稳复苏，欧盟和欧元区在2014年的经济增长分别为1。4%和0。9%。

在欧盟委员会最新发布的2015年秋季预测中，2015年和2016年欧盟的GDP增速分别为1。9%和2。0%。其中，德国的GDP增速为1。7%和1。9%，法国为1。1%和1。4%，英国为2。5%和2。4%，欧盟对其内部这几个大的经济体均有良好预期。新兴经济体经济状况出现分化，印度经济保持稳定增长，而俄罗斯经济和巴西经济则出现负增长。国际权威机构对世界主要经济体2016年的增长预期普遍高于2015年。

种种信息表明，2016年我国经济面临的外部环境整体将有所好转，特别是考虑到2016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即将离任的奥巴马政府不会出台激进的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最为重大的国家的经济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因此，2016年对中国而言是能够在相对宽松的外部环境下着力解决内部经济问题的重要时期。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世界经济不平衡已经达到难以维系的地步。后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在再平衡的进程中，正经历着一系列重要的转变。具体而言，全球经济呈现出以下重要特征：

（1）全球经济整体表现为供过于求的产能过剩格局。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影响下，尽管金融危机之后世界主要国家都推出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但总体而言，通货紧缩而非通货膨胀是全球经济面临的压力之一。

（2）全球经济步入产业转型和产业再布局，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战略意在让制造业和就业回流。资源密集型的传统产业，由于高耗能和高污染性，在日益重视全球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着力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大环境下，逐步被技术密集型的新兴产业取代。产业更替伴随着产业的再布局，受到劳动、资源、资本等生产要素价格变动的影响，部分产业出现重大调整。

（3）中国经济的崛起，悄然改变着世界经济的格局，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加快、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设立、“一带一路”战略措施的启动，增大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等新的经济合作组织的形成，也使得国际经济秩序有了新的变数。

而这一年海外市场上风起云涌，全球经济还未复苏却已面临新一轮的衰退。美联储九年来首次准备加息预示着全球央行货币政策背离现象正在日益加深，从而导致全球经济秩序出现重大的不平衡，美元的上涨带来的是下一轮全球金融危机;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重心回归至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持续下行，资本大量外流，同时汇率稳定面临严峻挑战;大宗商品价格已经回到十年前的水平，部分先行指标甚至跌至2001年的水平，大宗商品“熊途”仍漫漫;地缘政治风险是2016年最大的威胁，局部争端越来越激烈，特别是中东地区从未停止过动**，经济风险正与地缘政治风险日益纠结缠绕在一起，直至成为一个谁也解不开的死结。与全球经济大格局相对应，中国的经济转型面临着很多机遇与挑战：

（1）三期叠加效应之下，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持续回落，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经济总体有效需求不足，价格下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连续43个月为负。消化过剩产能是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2）对外贸易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低速增长，外贸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显著降低，出口导向型经济难以为继。对外经济产业结构逐步调整，加工贸易比重大幅下降，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成本更低的其他低成本国家。中国经济的转型更多需要注重国内。

（3）中国政府和中国社会致力于经济的健康平稳转移。一方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互联网+”、重大产业计划、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开创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另一方面，亚投行、“一带一路”、加强与美英德法的经济合作，全力拓展中国对外发展空间。此外，反腐倡廉逐步深入，加速金融体系改革完善，努力打造经济平稳发展的良好环境。

看中国的国际环境，我们以前都寄希望于外国人买中国的东西，现在这个模式已经发生逆转，西方发达国家正在淡化全球化概念，强化区域同盟，修改贸易规则，搞贸易壁垒，建立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盟、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筑起一块一块的区域壁垒，给中国产品出口制造了困难。那我们怎么办？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通过实施，把一块一块的贸易壁垒冲垮，这是具有深远战略意义的。

“一带一路”提出来以后，行动要跟上去，充分发挥我们的优势，中国的优势是什么？第一，资金充裕，我们有4万亿美金外汇储备，与其买美国国债，不如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用国际化来锻炼我们的企业；第二，工业的优势，现在国内比较痛苦的是产能过剩的问题，实际上这些过剩的产能并不全是落后产能，有的还是很先进的，这些产能国内用不上，但对“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是急需的，通过“一带一路”，我们给他们投资建厂、解决就业、增加税收，这些国家非常欢迎，慢慢跟我们的关系就近了。所以从国际角度来看，我们面临的形势是严峻的，但是可以用各种办法化解。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了，随着我们各项改革的深入，中国对外投资还将大幅度增加。对于中国而言，除了突破西方对我们的贸易壁垒之外，我们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将形成一大批跨国公司。我们不仅要挣中国人的钱，将来还要挣全世界人的钱。笔者预计，10年以后，中国的跨国公司可能是世界上最多的，很多企业会成为世界上大名鼎鼎的跨国公司，这个意义是非凡的。现在中国GDP（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二，但更能反映一个国家最终的综合实力的指标是GNP（国民生产总值），GNP　的数据日本远超我们，所以我们不能骄傲。要通过大规模的“走出去”战略，做大我国的GNP。

同时还要看到，像印度、越南这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构成对中国的竞争压力，他们也要加快工业化、加快城市化，实现他们的现代化。因此他们采取的政策是跟中国学习，无形中就在世界范围之内，在资源、在市场、在人才、在技术等诸多方面也给中国形成了一个新的竞争的压力。

总之，外部世界的变化，从过去相对友好、相对有利，到相对不友好，到相对不利。

二、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需要维持在6。5%以上，即中国经济仍需保持着中高速增长的要求。这一要求需要在“十三五”时期尽快实现经济增速软着陆，开拓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让中国经济增长企稳。为此，需要正视当前中国经济存在的核心风险，让经济尽快稳定在中高速的增长轨道上。

（1）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中国经济的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是植根于全球经济的过剩问题的大背景下的。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就经历了一轮产能过剩问题。但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中这些过剩产能找到了全球需求的巨大市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国际需求的负向冲击让中国经济再次面临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是相对的过剩，即供给相对于需求而言过剩，或需求相对于供给而言不足。

东西卖不出去，成为困扰中国经济、困扰企业最突出的问题。如何开拓市场，成为最大的一个问题。为什么市场的东西卖不出去？从供给面来看，我国已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但是生产体系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此，产品大多数还停留在低端，无法满足发展阶段改变之后的市场需求，所以才出现了到日本去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到欧美去抢购各种高端产品的现象。这是生产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是供给层面的问题。什么东西都可以卖出去的年代已经结束了，只有满足消费者新需求的东西才能卖出去，而在这一块我国的供给能力是严重不足的、是过剩的、是落后的。

产能过剩问题导致了价格下跌和企业的利润下降，持续的产能过剩必将以企业破产清算告终，这将带来失业和经济下行。产能过剩的解决需要“开源节流”：一方面，需要为过剩的产能寻找新的需求，这也是促进消费和“一带一路”等政策的初衷。但需要认识到，这些新的需求必须是真实收入支撑的需求，而非货币信贷造成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通过兼并重组优化产业结构，淘汰落后产能，形成更有效率的产能，让产业结构和需求结构更好地匹配。

（2）杠杆率过高与潜在系统性风险过大。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金融体系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稳定且良好运行的金融系统是支撑宏观经济有效运转的基础。但是当前，我国经济存在着杠杆率过高的问题。据估算，截至2014年，中国政府部门债务规模高达36。8万亿，占GDP比重为57。8%;居民部门负债23。2万亿，占GDP比重为36。4%;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94。93万亿，占GDP比重为149。1%，剔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的非金融企业债务总额为78。33万亿，占GDP比重为123。1%。过高的杠杆率在经济增速放缓的时期，更容易引发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3）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和经济增长质量不高。资源配置的方式决定了经济效率，也决定了生产结构。在改革开放的早期，以政府为主导的定价模式和以商业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方式有力地促进了投资，使中国迅速完成了初级的工业化进程。但是，这一资源配置方式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地暴露出它的不足，一方面，重要生产要素并非由市场定价，导致了价格低估，相当于长期进行隐形补贴，这使得经济越来越向资源密集型发展，也是导致当前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传统产业更容易获得信贷融资，而小微企业、服务业等的融资成本高。这进一步导致无效的资源配置。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要求政府放开竞争性产品的定价，并通过财税政策的调节，让价格反映其真实的社会成本，此外，应该推进更公平、更平等的融资手段，切实降低融资成本，并通过差别准备金等宏观审慎政策促进产业结构调整。

有效的资源配置能够降低市场的交易成本，实现更高效的经济增长，而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这需要政府的财税政策配合实现收入的合理分配，只有通过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用，才能完成更好的资源配置，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