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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供给侧改革对形势的影响（第1页）

§第二节　供给侧改革对形势的影响

一、形势总论

我国经济发展仍有巨大潜力、巨大余地和巨大韧性。目前，我国潜在经济增长水平仍在7%左右。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物质技术基础日益增强，产业体系完整，国民储蓄率即便逐年小幅回落，仍显著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水平，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提高，具有资金、劳动、科技等生产要素组合的综合优势。同时，我国也有条件通过存量资产的重置，发掘经济增长潜力。

（一）战略选择

如此，在未来两三年时间内，中国经济可能呈现三种局面：第一种是2016年硬着陆，经济增速逐渐降到6%以下；第二种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经济的稳定性，但矛盾在累积，终将决堤；第三种是主动吸出泡沫，培育新的增长点。

面对以上情况，第三种局面是比较理想的。如此，这需要中央怎样做？一个关键点在于要主动出击，要遵循其自身逻辑。外部形势变化莫测，冒着风险前行。

第三种也有两种做法：一是强攻强守，一是慢攻慢守。民生证券研究院的管清友、朱振鑫提出全攻全守的分析很有见地。2016年的宏观政策进入全攻全守时代，以改革开放为攻，以保增长为守，以供给侧为攻，以需求侧为守，攻守力度都会大大加强。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可以互补，必须互补。一方面在供给侧加强进攻，去掉无效的增长，另一方面在需求侧加强防守，刺激有效的增长。这种“攻守兼备”的思路和前几年的思路还是有明显区别的。

（二）政府优势

我们应当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活力。我国的国家净资产有近400万亿元人民币，其中政府净资产占30%左右，居民占45%左右，政府的净资产主要是国有企业和土地。而很多发达国家政府的净资产基本为零甚至是净负债，居民净资产则占80%左右。

2010年以来，当需求侧持续下行的时候，供给侧没有作出相应的调整，已经证明在当今的中国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我们很难达到优胜劣汰、兼并重组的目的，因此，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我国加快国企、金融、财税、土地等领域的改革，发展好包括股市、债市的资本、土地等要素市场，政府和企业的负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转化为居民和民营企业的资产，政府负债和企业高杠杆问题就能够得到解决，潜在的金融风险就可以化解。这些，都需要政府的组织。一个企业被淘汰，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很难的。资产的处置、债务的处置、人员的安置、转岗再就业、社保的接续等等，这些都需要发挥政府的力量。

中国企业进入世界时，发生了竞相压价、自相残杀的现象。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并没有发生这样的情况。原来，当日本企业进入中国的时候，它们在日本国内已经完成了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的工作。兼并重组、优胜劣汰就是提高行业的集中度，当行业少数几个大的企业具有垄断地位，占有80%以上市场份额的时候，很容易形成行业规范和行业自律。同时，行业内通过不断淘汰落后企业，也是把市场及生产逐步向高效率企业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也就是行业效率不断提升的过程。只有完成了这个过程，才有可能避免过度竞争、恶性竞争。中国目前正处在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所以要发挥政府与市场的活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

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讲营改增的问题，在5月份进入实施。还要拿出一千亿，重点解决钢铁、煤炭这两个产业的问题。供给侧减量，压缩产量，减少产能，企业盈利能力逐步恢复，我们才有可能实现转型再平衡，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将会发生重要作用。

（三）全年走势

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很可能就像人们说的，是一个“L”形的发展态势，由底要往上走，在未来若干年都不是那么容易。这个“底”就是“十三五”提出来的“6。5%”，这是我们党提出来第一个要实现的最基本的速度，也就是说中国经济都将在6。5%这个底线上面来增长。换句话说，是我们党和政府对全国人民的一种庄严的承诺，因此，想方设法都要让这个“底”守住。

从基本面上来看，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第一是工业化，第二是城市化，第三是信息化，第四是农业现代化。它能够创造出很多的需求，能够创造出很大的供给，这几个领域目前这个趋势还没有完结，从这个角度来说，也还有一个增长的惯性，守住6。5%这个底部是有能力、有条件，是可以实现的。

初步核算，2016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158526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6。7%。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现“开门红”，GDP增速6。7%。一季度经济和房地产好转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决策层主导的信贷大幅扩张。鉴于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新情况，中国会继续使用各项政策工具稳增长，未来数月货币政策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宽松，但相比去年更强调稳健，在降息和降准上将更为谨慎。

第一，短周期来看，上半年经济可能出现近几年来难得的好光景，2016年是基建大年，眼下看投资是10。7%已经处于稳定了，比去年同期还略高了一点。核心逻辑是融资明显松绑：存量地方债置换、平台融资松动以及PPP（公私合作模式）和专项建设基金各增量两万亿。

一季度专项建设基金、PPP等推动信贷放量已经显示出威力，再考虑到金融业高增长（季度的银行业增加值根据贷款估算）、地产政策加快放松，一季度GDP要比预期的好，预计与2015年四季度基本持平。

第二，中周期来看，由于上半年大家争抢资金和项目投放，下半年经济可能后劲不足，还要去产能，全年经济可能呈现前高后低。

第三，长周期来看，只要供给侧改革没有完成（主要是去产能、去库存和去杠杆），结构性的下行压力就不会消失，2016年的小反弹不仅不会带来反转，相反可能拖延去产能去杠杆的时间，加大经济反转的难度。

（四）政策走向

无非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激进需求侧管理（大刺激、大宽松），第二种是平衡路线（维持现状），第三种是激进供给侧改革（大破大立）。不同的路子对应的其实是不同的利益调整。

第一，暂时走刺激需求的路线，是不得已而为之，货币政策立场可能逐步转向中性。短期大家都会受益（房价股价等资产价格出现泡沫、企业融资扩张、工人工资上涨），长期都会受损（资产价格会修正、企业会陷入债务危机、工人会失业）。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或在年中从之前的相对宽松调整至中性。经济显现积极信号后，中国将更侧重于金融稳定，当前信贷增速或在下半年放缓，以防止出现宏观经济长期风险。本次经济和房地产活动好转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决策层主导的信贷大幅扩张。虽然信贷扩张可以支撑短期经济增长和房地产市场，但会加剧债务问题及中期宏观风险。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已上升100个百分点至260%，其中企业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50%。2016年预计整体信贷增长16。5%，而名义GDP增速仅6%—7%，这意味着债务占GDP的比重还将上升20个百分点左右。

第二，如果是走供给侧改革的路线，短期大家都会受到影响（主动释放风险、失业会增加、资产价格会下跌），但长期大家都会受益（经济重新繁荣、就业机会增多、工资上涨、资产价格回升）。不同于2009—2012年的一手抓需求，忽视供给，而是开始真正地去库存去产能。

第三，在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之间的权衡其实是短期与长期利益的权衡，未来几年的主要思路是供给侧，但由于前段时间中途颠簸太剧烈，中央也在近期适时的通过需求侧来进行平衡（稳增长政策频发和天量的信贷），绝不让经济飞出鸟笼（增长6。5%+汇率7）。

第四，非经济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非经济因素一方面是指反腐败，未来将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到治理不作为。另一方面，2016年是换届开始的一年，地方政府开始换届，新的一轮政治周期开启了。政治周期的开启一定意味着在一线干的要以经济成绩单去迎来保障度，这是一个政治周期所带来的效应。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发生变化，地方的财政支出出现大幅度增长，为17。4%。目前整个政府的一种动力结构已经改变，去年中央政府很积极，地方政府不来气。但是今年地方政府在如火如荼地上马。原来经常讲的经济不行，除了分析的一系列外部原因、内部的产能过剩以及资金原因以外，最关键的原因是我国处于政治周期的一种拐点，在反腐倡廉的吏治整顿过程中，传统的精英阶层懈怠，导致积极财政政策不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不稳健，预调、微调达不到效果。但是现在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已发生变化。

我国已经充分认识到2016年是关键之年，要从整个的政府运转中心，从传统的政治反腐、行政体系重构的思路上，开始大规模地转向民生和经济。2015年8月份以来，反腐倡廉方面通过了党员纪律处分的四类分类原则，标志着从运动式反腐逐步向制度性反腐进行转变。因此，很多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转变自己的行为方式。再是十八届五中全会对于“十三五”的布局所提出的要求。更为重要的也是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里强烈提出要提高各个阶层的积极性，作为真正改革的核心。因此，现在中央所出台的各种文件里面都会强烈提出不拘一格选拔出愿意改革、能够改革的人才，要求给改革者以改革试错的空间，要求各级精英要有这种担当的责任。所以这些信号很明确。

（五）对策选择

第一，中国经济的最终胜利不可能靠需求侧的防守，只能依靠供给侧的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