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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上身家性命(第1页)

§押上身家性命

水师能否成为救星,太平军的克星?

太平军依仗着强大的水师,在长江流域纵横驰骋,锐不可当,配合陆军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相比之下,清军则靠陆军单兵种作战,加上战斗力差,对太平军又深怀恐惧,所以往往未战自悚,闻风而溃。这是一个难堪而极其危险的局面。曾国藩看得明白,如果长此以往,不要说长江流域不保,东南半壁有虞,就连大清的江山也恐易主。

认识到这个问题严重性的,除了曾国藩以外,还有诸如江忠源、郭嵩焘等人。

清咸丰三年(1853年)七月二十四日,当湘勇与太平军首战失利后,曾国藩就与骆秉章联署上书咸丰帝,请求敕调广东琼州的红单船[9]参与作战。远在京师的咸丰帝似乎也认识到水师在与太平军作战中的这种特殊作用。他在给相关督抚的寄谕中屡次谈到这个问题。同年九月,太平军大举来犯,相继攻陷了湖北的黄州、汉阳,同时北部威胁德安,南部威胁兴国、湖南。咸丰帝命令曾国藩派出兵勇,并“酌拨炮船”驰援湖北。没过几天,咸丰帝的又一道上谕来催,“着曾国藩遵照前旨,赶紧督带兵勇船炮”驰赴湖北。

一道接一道上谕让曾国藩颇费踌躇,派陆勇容易,可派炮船就难办了。因田家镇一仗战败,业已筹备的“一切战船、炮位尽为贼有。水勇溃散,收合为难”[10]。曾国藩是要船没船,要人没人,根本无法遵命行事。

为船所困的曾国藩被迫土法上马,仿效江忠源的办法,制造数十具木簰,上面安装大炮暂时充用。

木簰虽然造好了,可新问题又出现了。由于湖南当地的木料比较薄脆,又很沉重,在水上一试验,“钝滞难用”,不得已只好放弃,改用民船改造。

由于各路大军陆续驰援,武昌之围得以解除。曾国藩立即给咸丰帝上了一道《暂缓赴鄂并请筹备战船折》。曾国藩在奏折中指出,太平军以千舸百艘为“剿穴”,在千里长江上游弋往来,任意横行,而清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沿江地区的城池、口岸一一失陷,大小船只被掳掠,却因“舟师未备”而无能为力。曾国藩强调,如果单纯地要保护省会的话,有数千兵勇就可以保证“坚守无虞”,但要想保护全湖南,就必须多置办炮船,才能“堵剿兼施”。而具体情况又如何呢?曾国藩无奈地说:“现在两湖地方无一舟可为战舰,无一卒习于水师。”所以,曾国藩强调,现在“总以办船为第一先务”。咸丰帝认为曾国藩“所虑俱是”。自此,曾国藩把创办水师正式摆上了议事日程,同时也把身家性命押在了水师上,数步并行,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水师的创办工作之中。

第一是做出规划。按照曾国藩的设想,他的舰队计划包括炮船二百艘,这是作战的主要力量。同时雇用民船二百艘,作为补充。曾国藩在衡州、湘潭设立船厂,委派专人督造战船。造的战船包括大船(快蟹)和长龙,把从民间购买的钓钩船改造成炮船。此外,又添置了数十号的舢板、小艇。

第二是解决相关经费。在这个方面,曾国藩采取了三个途径。一是节省。由于武昌之围已解,曾国藩上奏咸丰帝,建议原来准备驰援湖北的三千湘勇暂缓出发,省下军费。因为三千大军出动,仅一个月就要耗费白银二万两。二是截留。因为湖北道路不畅,由广东解往江南大营的十万两饷银留驻长沙。曾国藩上奏咸丰帝恳请截留四万两,以作为筹办船炮、招募水勇的费用。三是劝捐。筹备船炮、招募水勇,仅这几万两银子显然是不够的。不足部分,曾国藩决定以“设法劝捐添凑”。

第三是招募水勇。按照湘勇的建制,每一营为三百六十人,加上夫役一百四十人,共计五百人。曾国藩准备招募十二个营,计六千人。加上江忠源的旧部四千人,组成了一万人的水师规模。

第四是选将。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将官对部队战斗力的影响可见一斑。关于选将,曾国藩有自己的一套标准,即一是才干足以治民,二是不怕死,三是不急功近利,四是能够吃苦耐劳。

第五是改善装备。派专人赴广东,购买了千余门外国及广东生产的大炮。同时,为了解决维修等事宜,把工匠一并从广东带回湖南备用。

就在曾国藩一心一意筹备水师之际,太平军又杀将而来,湖北再度告急。咸丰帝马上命令江忠源暂留湖北,同时命令曾国藩的水师迅速出洞庭湖,在长江上游迎头截击太平军,与江忠源形成水陆夹击之势,以挽湖北危局。

曾国藩还没成行,咸丰帝的第二道圣谕又到了。

原来,太平军又向安徽发起了大举进攻。接连攻陷桐城、舒城,逼近卢郡,工部左侍郎兼刑部左侍郎、帮办安徽团练大臣吕贤基殉难,安徽巡抚江忠源病重,安徽局势十分危急。因为长江之上没有清军水师拦截追剿,太平军的战船往来自如,打得清军既无招架之功,更无还手之力,败得是一片狼藉,不可收拾。

尽管咸丰帝急得火上房,但还是虚情假意地先夸曾国藩“乡望素孚,人乐为用”,然后才直截了当地命令曾国藩“着即赶办炮位,并前募勇六千”,与江忠源水陆夹击,赶紧驰援安徽。末了,咸丰帝仍然没忘忽悠曾国藩几句,称赞他“忠诚素著,兼有胆识”,且“必能统筹全局,不负委任也”。

咸丰帝说什么都没用,尽管一再催逼,曾国藩也急得直冒汗,但就是无法出征。原因是“所造木簰既不可用,水师舟舰,无人经见”[11],也就是说,曾国藩现在徒有水师之名而尚无水师之实。

曾国藩着急上火,殚精竭虑地日夜操持。一方面,曾国藩不遗余力地加快筹备进度。首先是把相关人员调到行辕,了解拖罟、长龙、快蟹、舢板各种船只的样式,召集工匠照葫芦画瓢仿制,可见外行要领导内行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当年奉旨修缮文庙,曾国藩就被迫干了一回这样的事儿,现在又是鸳梦重温,逼得曾国藩不得不“研精覃思,不遗馀力”[12]。其次是提拔曾国葆力荐的彭玉麟、杨载福等为其所用,加强水师领导层的建设。再次是截留广西原本要解往湖北的二百尊大炮和护解水手,用来训练水师。另一方面,曾国藩赶紧上奏咸丰帝,说明了迟迟没有动身的原因,以消除咸丰帝的误解。

同年十二月,太平军杀了一个回马枪,转回湖北,攻克了黄州。曾国藩致书湖广总督吴文镕指出,当下的湖南、湖北两省,皆以坚守省会为主,一定要等待水师办成以后“乃可以言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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