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进退顺水行舟事半功倍（第2页）

3。集思广益，商量对策

后来，英法联军入侵，咸丰帝逃往热河。途中，他命令曾国藩派鲍超前去支援。鲍超是湘军大将，作战勇猛，是曾国藩的一位得力助手。

当时，太平军还没有被镇压下去，如果按咸丰帝谕旨，让鲍超带兵北援，无疑就削弱了对抗太平军的战斗力。另外，一旦鲍超前去支援，清廷肯定会把鲍超及其所带湘军交由胜保统一管制。

胜保是一个对湘军极为仇视的人，鲍超一旦归其麾下，处境定会很危险。但北援一事又关系到“勤王”，故不能对此事置之不理。

考虑到以上几点，曾国藩顿时感到矛盾，不知道如何是好。于是，曾国藩召来了文武官员以及幕僚，集思广益。

众人中大多数认为这是一个立功的好机会，如果此时不派兵人卫，等于将机会留给了别人，因此提倡让鲍超带兵北上。对鲍超本人来说，他也是愿意的。但当时仍在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带兵入卫没有实际意义。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最终会议和，不会发生战争。与英法联军相比，太平军是头等威胁，此时派兵北援，只会是徒劳。

曾国藩觉得李鸿章的分析非常有理，他立即上疏，其中有“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曾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等语句，但实际上却迟迟按兵不动，静观形势变化。

后来，事情与李鸿章预料的大致相同。英法联军同意和清廷和解，而河南、陕西等省的巡抚接到谕旨后，不加考虑便匆忙带兵前去支援，结果带着一身疲惫无功返回。

当初，鲍超听说曾国藩不让他带兵入卫，很是生气，故意流露出不满之情。曾国藩知道后，让胡林翼开导他。在给鲍超的信中，胡林翼这样写道：“涤帅与我都深知胜保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涕零之不暇……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

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屈伸并用。咸丰帝传来瑜旨，曾国藩广纳众议，再具体分析，最终提出抗旨；而对待自己的良将鲍超时，却让胡林翼苦口婆心地开导他。曾国藩的屈伸之道又可见一斑。

4。灵活应对，争取主动

咸丰十年（1860年）至咸丰十一年（1861年），湘军经过近两年的持久战，最终将安庆攻陷，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的平定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安庆之所以能够最终被攻克，与曾国藩的决策是分不开的。

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天国在金陵建都，改金陵为天京。向荣奉命，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率军围攻天京。他率大军抵达天京后，便在城外建了大营，与太平军进行了长达三年的苦战，向荣战死，以失败告终。

太平军一天不灭，清政府一天不能安心。时隔两年，即咸丰八年（1858年），清廷再次下令攻打天京。在此次攻城中，和春为钦差大臣，与提督张国梁并肩作战。抵达天京后，二人指挥清兵在城外高筑营垒，深挖壕沟，并建起江南和江北两大营，气势和规模都相当庞大，大有不攻破天京誓不罢休的气势。

咸丰九年（1859年），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天京是太平军的首脑所在地，也是建都之地，天京的失守就意味着太平天国的覆亡。为了保卫辛苦建立的王朝，太平军将领和士卒奋力抵抗着清兵的进攻。

虽然江北大营被破，但江南大营却仍然屹立在城外，太平军统帅洪秀全不得不为此担忧。为了攻破江南大营，解围天京，太平军各路将领共同商讨破营战略，得一可用之计。

咸丰十年（1860年），李秀成依计行事，率精兵对杭州城发起了猛烈进攻，浙江巡抚被太平军打死。浙江告急，清政府无可奈何，只得从江南大营中抽出部分兵力前去援救杭州。这样一来，清政府即中了大计。随后，李秀成火速赶往天京，与天京城内的太平军对清军进行内外夹击，攻破了江南大营。

此时的清朝统治阶层充满了恐惧和惊慌，八旗军已经不能成为保卫他们的屏障，只有依靠曾国藩的湘军。当时的局势对湘军极为有利。可以说，是太平军帮了湘军的大忙，为湘军以后的独立和强大清除了障碍。

危急之中，清政府不得不重用曾国藩。李秀成刚开始进攻杭州时，曾国藩已经接到清政府前去支援的命令。此时，曾国藩正在攻打安徽，他拒不调兵东下。清政府以为曾国藩又乘机要权，便任命曾国藩为兵部尚书，并出任两江总督。然而，曾国藩仍然没有调兵。

其实，曾国藩这次抗旨是另有打算的。他认为，苏、常之地的地理位置远没有安庆熏要。如果按照清政府的命令，暂缓对安徽的进攻，转而调兵支援苏、常等地，无异于丢帅保车，到最后又会重蹈前几次失败的覆辙，造成“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后果。

因此，曾国藩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作战方略，尽管他派出了部分兵力东下支援，但仍将攻打安徽作为重中之重。

在曾国藩攻打安徽、围攻安庆的过程中，时势不断发生变化，曾国藩总是灵活应付，死死盯住安庆不放，最终取得了主动权，迫使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与湘军决战，从而将其打垮。

不越雷池一步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后，曾国藩在家守制一年多。在这段时间内，饱尝战耻的湘军和太平军的作战形势发生了突变。曾国藩刚离开江西回家守丧之时，湘军与太平军在江西展开了一番苦战，双方实力相当，出现了两军对峙的局面。江西的一些城池仍被太平军占领着，形势相当危急。然而，此时太平军发生了内乱，能征善战的太平天国高级将领石达开因受到洪秀全猜忌，带着部下离开了湖北战场。

咸丰七年（1857年），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大部分精锐部队跟随着石达开转移。这样一来，太平军在湖北、江西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苦战的湘军没有放过这个绝好机会，一鼓作气，连克九江、瑞州、抚州、湖口等地，紧接着，又攻陷了湖北的武昌等地。至此，湖北、湖南、江西几乎全在湘军的控制之下。湘军稍作休整，开始进军安徽。

在与太平军的交战中，湘军战果辉煌，更何况这是关系到清政府安危的战争，理应受赏。朝廷没有薄待湘军，凡参与作战的湘军将领一个个被加官晋爵。曾国藩手下的几位重要人物的权势陆续跃居其右，胡林翼在原有官职上加封太子少保头衔，杨载福、李续宾分别被提升为提督和巡抚。

此时的曾国藩仍然只是一个在籍侍郎，虽然是他亲手组建了湘军。此时的他，纵使后悔不该请求回家守制也无济于事，看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才功成名就，光耀门楣，难免心生感慨。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曾国藩表达了自己的遗憾和对弟弟的希冀：“愿吾弟兢兢业业，日慎一日，到底不懈，则不特为兄补救前非，亦可为吾父增光泉壤。”

其实在守制期间，曾国藩也曾想过向咸丰皇帝请示返回战场，但考虑再三，还是没有提笔写下奏章。

太平军虽在两湖、江西的战场上失利，但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实力。咸丰八年（1858年），石达开率大军经江西人浙江，浙江一带硝烟四起。石达开大军攻陷数城，浙江形势危急。同年三月，湖北巡抚胡林翼、解围。浙江告急，除了曾国藩，咸丰皇帝再无可用之人，只得重新起用曾国藩。

曾国藩接旨后，立马上任，与太平军展开了更为激烈的斗争。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廷内部发生政变，咸丰皇帝驾崩。在此形势下，为保宫廷安宁，两宫皇太后对曾国藩更加重用，封他为两江总督。就这样，曾国藩掌握了江苏、江西、浙江和安徽四个省份的地方军政实权。

在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前后，曾国藩势力更为庞大。同样是因为战绩辉煌，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各集团头目中，很多人都被授予督抚职位，如李鸿章、沈葆桢等人，他们是由曾国藩奏保出任的。而有些出任督抚的湘军头目则是得到了其他高官的保荐，如胡林翼、骆秉章和文样三人共同保荐了刘蓉；官文、胡林翼二人一同保荐了李续宾和彭玉麟。其中，胡林翼与曾国藩的关系甚为密切，他是在曾国藩的保奏下升任为湖北巡抚的。

总之，曾国藩的功业和势力在这个时期均达到鼎盛时期。短短四年的时间内，湘军头目升任督抚的竞有20人之多，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湘军在曾国藩的统率下，几乎控制了长江中下游的各个省份，包括四川、贵州、广东、广西等地。在黄河流域的发展虽然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但也控制了不少省份，如陕西、河南、山东等地。

另外，在攻克金陵的前几年里，湘军发展极为迅速，人数增加很快，至攻克金陵后，湘军总人数竟已多达50万，和清政府的正规部队绿营军人数相当。

湘军盘踞在各个省份，他们以曾国藩为首，建成了一个密密麻麻的关系网。为了能够自立，各巡抚极力招募新勇，增加税收，筹备军饷，湘军在各地的实力均得到增强；而且，他们非常团结，有着唇亡齿寒的意识，可以说是同呼吸，共命运。即使内部出现矛盾，也能够迅速化解，不至于损害整个集团的利益。

他们的势力如此庞大，以致清政府在进行大的改革时不得不征求他们的意见。曾国藩在朝权势的巩固与他的苦心经营是分不开的。创建湘军是他成就大业的一个关键，而善于经营湘军则是他成就大业的关键之关键。

湘军的巨大势力对清政府造成了严重威胁，清政府早就想对其进行抑制。但由于太平军的存在，湘军仍是支撑朝廷的一支主力，所以清廷也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

曾国藩创建湘军后，因没有准备充分，几次违抗咸丰皇帝的诏令，屡不出兵。待湘军攻克武汉后，咸丰皇帝听信谗言，收回已封给曾国藩的巡抚之职，弄得曾国藩颜面无光，湘军将领对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极为愤慨。

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本打算大摆庆功宴。曾国藩没有允许，只是要求将领们各作一对联，相互祝贺。李次清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看后，立即将其所作对联撕毁，并加以斥责。其他将领的对联也未让曾国藩感到十分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