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伤心命案（第1页）

伤心命案

詹姆斯·达菲先生住在查皮利佐德，住在这里，主要出于两个考量，一是他宁可尽可能住得离那座他是其臣民的城市远些；二是他发现都柏林的其他郊区都已经变得吝啬、浮夸和虚伪。

那是一幢阴暗的老宅，透过窗户，目光所及，不是一座废弃的酒厂，就是一条流向下游的小河，都柏林城就建在那条河旁。他，就住在这幢老宅里。

房间内没有铺地毯，墙壁上也没有贴任何图片，看上去很是空旷。这里的每一件家具都是他亲自购置的：黑色的铁架床、铁盆架、四只藤椅、衣架、煤斗、烤架和火钳，还有一张搁着双人用写字台的大方桌。书架摆放在壁橱里，用白色的木板隔开来，一盏盖着白色灯罩的台灯是壁炉上唯一的装饰，那是白天刚放在那儿的。

白色书架上的书籍按书的高低依次排列整齐，最低一格的一角摆着一部《华兹华斯全集》，在顶格的一侧，竖着摆放着一本用笔记簿硬布壳缝制而成的《梅努斯学院教义问答》。一些用来抄写的用品码放在写字台上，抽屉里搁着一份豪普特曼所著《米切尔·克莱默》的译本的手稿，其中的舞台指导文字是用紫红墨水书写的，还有一小叠纸张，是用铜扣钉起来的。纸张上时常出现那么几句随手写下的话，第一页上贴着“苦豆子”广告的一行用语，尤其让人感到滑稽。写字台的盖子一旦打开，便会有一阵淡淡的芬芳飘出来——这香味的来源，不是一只崭新的杉木铅笔，就是一瓶胶水或者一只被遗忘的已经熟透的苹果。

对于任何有可能导致精神与肉体混乱的东西，达菲先生都十分讨厌。当然，对于这类人，中世纪的医生或许会说他们有些忧郁。他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如同都柏林的马路一样泛着棕黄色。他那扁脑袋很大，几绺干枯的黑发贴在上面，一张木然的嘴在淡黄色的胡髭下显露出来。高出来的颧骨给他的脸更添一种严峻之色，好在他的眼神还算温和，在两道淡黄色的眉毛下面从容地注视着世界，给人的感觉，就像是时时都在期待他人悔过，但又时时陷入失望中一般。

他总是和自己保持着一些距离，用一种旁观者怀疑的目光，观照着自己的一言一行。此外，他还有一种为自己做传的老习惯，依照着自己的这个习惯，他经常暗暗地想些和自己相关的短句，主语用的是第三人称，而谓语则用的是过去时态。对那些乞讨的人，他从来不给予施舍，他拄着结实的榛木拐杖，从他们身边迈着坚定的步子漠然走过。

在布袋街有一家私家银行，他在那里做了多年出纳，每天早上乘电车由查皮利佐德赶来，中午去丹·伯克餐馆吃顿午饭，一般情况下，他都会点一瓶淡啤酒和一小盘竹芋粉饼干。下午四点钟下班后，他会到乔治街的一家小馆子吃饭，他喜欢这个地方，在这里会让他有一种远离纨绔子弟的安全感，当然，这里的价钱也算是很公道的。至于晚上，他可以选择听女房东弹钢琴，或者在城郊四处闲逛一番。偶尔，他也有很浪漫的时候，他会因为爱好莫扎特的音乐，去欣赏一场歌剧或者音乐会，这成了他生活中唯一的乐趣。

他没有伴侣，也没有朋友，既不上教堂，也不做祈祷，可以说，他过的是一种无需与他人交流的精神生活，圣诞节时他也会去串门走亲戚，等到亲戚死了就送他们进公墓。他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是出于对古老礼仪的尊重来尽这两项社会义务的，也是为了借此保持他的公民身份，仅此而已，他并不想做得更多。他也容忍自己有这样的想法。在某种情况下他想象着去抢劫哪家银行，当然，那某种情况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他就一直这样平庸地生活，毫无刺激可言，**对于他来说，仿佛是不存在的。

一天晚上，他去剧院看演出。在剧院的圆形大厅里，他落座之后发现自己竟坐在两位女士旁边。剧院里观众寥寥可数，冷冷清清的，这种气氛似乎也预示着演出的结局不会太妙。坐在他身边的那位女士有好几次在张望观众稀少的大厅，然后她说：

“剧场今晚冷清成这样，真是太遗憾了！对着这些空****的座位唱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呢。”

女士的这番评论，让他产生了错觉，他将此看作是一种攀谈的邀请，并对她那种似乎漫不经心的态度感到惊讶。他一边说话，一边试图把她记住。在得知她身边的那个年轻姑娘是她的女儿之后，他判断这位女士应该比自己要年轻一两岁。他想象着她年轻时候的模样一定很俊俏，不过就算是现在，仍然能察觉出她十分富于灵气。她那张脸呈椭圆形，轮廓非常分明，一双幽蓝色的眼睛透露着一种坚定。一开始的时候，她的眼神有些凛然，当瞳孔消失在虹膜里之后，似乎又有些困惑，眨眼的工夫，又显出极度的敏感。接着她的瞳孔又迅速出现，半遮半掩的天性重新被她的谨慎所支配，她把那护住丰满胸脯的阿斯特拉坎羔皮上衣微微一挺，摆出一种更为凛然清高的姿态。

过了几个星期，在伊尔斯福特斜街的一个音乐会上，他们再次相逢。他显然很兴奋，趁她女儿环顾左右的空当，他抓住时机与她悄悄交谈了一阵。有那么一两次她提起了她先生，但从她的口气可以判断，那些话里并没有警告的意味。她说可以称呼她“西尼可夫人”，于是他得知，她的先生祖上是从来亨（意大利西部的港口城市）迁居而来的。她先生是一艘商船船长，那艘船主要往来于都柏林和荷兰，两人育有一个孩子。

第三次与她偶然相遇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她提出约会的邀请。她来了，那是之后他们诸多约会的开始。他们总是在黄昏相见，挑选最安静的地段一同散步，不过达菲先生对这种躲躲闪闪的方式很不情愿，他觉得有点被迫**的意味，于是他要求她邀请他到她的家中做客。西尼可船长倒是和他很投缘，还欢迎他常来，他以为这个客人是在向他女儿献殷勤。在这样的场合，他显然是忘记了他太太的存在，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想到还会有谁对她感兴趣。

由于她的丈夫经常外出，女儿还要上音乐课也经常不在家，因此达菲先生有许多机会与那位女士相聚。不管是他还是她，在没遇到对方之前，他们都不曾有过这种冒险的经历，因此也并不觉得这样做有任何不妥。渐渐地，两人的爱好越来越相近，观点也越来越相同，他借书给她看，向他讲解书里的各种看法，与她分享他的知识分子生活。对这些，她全都悉心聆听，一副很陶醉的样子。

他给她讲述各种理论知识，有时候为了能和他有些互动，她也会讲述她的一些生活情况。她用近乎母性的关爱鼓励他充分展露自己，于是，她又成了他忏悔的聆听者。他对她说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他常常参加爱尔兰社会党的聚会，在一间用油灯照明的昏暗阁楼里，他第一次发现在二十个脸色阴郁的工人当中，他竟显得如此卓尔不群。后来，该党分裂成三个小团体，每个团体都有属于他们自己的领袖和自己的阁楼，从那之后，他便不再参加那类活动。他说工人讨论时大多数都胆怯得很，对薪水的问题也总是拿不定主意，他们是一些有着严肃表情的现实主义者，对精神层面的问题怀有很大的抵触，因为精神的确是闲暇的产物，而闲暇对他们而言，是不可企及的。他还告诉她，都柏林在几个世纪内都不可能被社会革命所席卷。

她听了这些，表示很困惑，问他为什么不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呢。

“为什么要写呢？”他用一种讥讽中带着小心的口吻反问，“去跟那些连一分钟的思考能力都没有，却夸夸其谈的人比个高低？让自己摆在那些把道德交给警察、把艺术交给代理人的愚不可及的中产阶级面前，任他们评头论足？”

他经常造访她在都柏林郊外的那栋小房子，两人就那么单独待在一起，消磨掉无数的黄昏。随着两人交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思想相互交融，谈论的话题也越来越接近。她的陪伴对于他，就像是温暖的土壤滋养着移植的花枝。许多次，她任由着暮色将他们笼罩，而并没有去点亮油灯。房间昏暗而宁静，那份与世隔绝的孤独和萦绕耳畔的细碎声音，把他俩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他的想象力被这种联系深深刺激了，它磨平了他性格中那些粗粝不堪的部分，给他的精神生活中注入了无限柔情。有时候，他甚至发现自己在倾听自己的声音，他觉得在她的心目中，他会上升为一名天使，对此，他深信不疑。就在他越来越亲近他精神伴侣的热烈天性时，一种陌生而超自然的声音传到了他的耳朵里，他知道那是他自己的声音，那声音要求灵魂固守着他那份无可救药的孤独。

“我们不能献出自己，”那声音说，“我们就是我们自己。”

最后，他们交往的结局就变成了这样，一天夜里，西尼可夫人显出异乎寻常的激动，她热情满满地将他的手一把抓住，最后，把他的手放在了自己的脸蛋上。

达菲先生简直震惊极了。很显然，她误解了他的话，而这个误解让他感到幻灭。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他没有去看她，后来他写信给她，希望再见一面。

对于这最后一次见面，他希望不要因为那些旧情而过于缠绵，所以他把地点选在了靠近公园后门的一家小饼屋。

到了约定的这天，秋风瑟瑟，他们顶着冷风在公园里来回走了将近三个钟头。最终，两人同意不再往来。

“每次见面，”他说，“都是伤心的见面。”

离开公园，两人谁都没有再说话，他们沉默地走向电车，这时候她开始发抖。他看见她抖得那么厉害，害怕她会再次无法抑制自己的情感，于是他慌忙向她告别，匆匆离她而去。几天后他收到一个包裹，里面装着他的书，还有乐谱。

四年过去了，达菲先生重又回到了他平庸的生活中。他的房间依旧跟他的脑袋一样有条理，楼下房间的乐架上放着几页新乐谱，书架里竖着两部尼采的著作：《查拉斯图拉如是说》和《快乐的科学》。他几乎没有在写字台上的那叠纸上写过任何东西，上面的那句话还是在和西尼可夫人最后告别的两个月后写下的，那句话这样说：男人与男人是不可能相爱的，因为不可能**；男人与女人则不可能有友谊，因为总难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