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政策至少有4点好处:一来,修建关城可以将此40里关沟的缺口堵上,切断塞北游牧民族南侵的一条重要通路;二来,修建关隘劳民伤财,秦朝便为前车之鉴,由于征用数以百万计的民夫前往边界修筑长城防御工事,秦朝备受谴责,甚至埋下了灭朝的后果,但汉朝以移居难民为名,则可堵悠悠之口,甚至可以节省不少的费用;三来,朝廷不可能长期为这些难民免费提供衣食住行,修建关城相当于征用了这一部分劳力,并且合理地给予报偿;四来,在被关沟围住的区域之内,可免受游骑侵害而实行开垦与屯田,由于当地土壤肥沃,屯田的粮产甚至能够基本满足当地的粮食需求,为驻军提供反哺。
正是由于汉武帝时期的开发,居庸关自天然关隘中脱颖而出,成为集军事、后勤、生产、居住职能为一体的特别军事防区,其战略意义也进一步上升。
至北齐时期,齐显祖于天宝六年(555年)发动180万民夫修筑长城,将居庸关与长城其余部分连接起来,就此居庸关与长城防御体系紧紧结合在一起。
因为北魏所建设的长城军镇防御体系与居庸关防御体系有高度的相似性,因此纳入长城防御体系并未改变居庸关军事防区上述的性质与特点。
直到明朝大规模修缮新设以后,此5道防线所包含的隘口与堡城共计108处,远高于前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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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居庸关的意义,从来就不只局限在地理与防御工事上。
在汉武帝时期、北魏时期以及明洪武时期所实行的3次针对居庸关的大规模建设,使居庸关陆续迎来了大量人口,而这些人口也同样是居庸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将目光放置在长远的历史中,各个时期的长城防御体系都依赖于构建军事聚落。无论是汉朝、北魏还是明朝,为了解决戍边士兵的后勤供给,都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开发屯田。而在居庸关,连同数十里外的河北平原在内,明朝在当地的数十万士兵竟能获得充足的供给,进而大大减少了后勤粮食等物资转运的运输费用,减轻了中央的财政负担。
除了上述职能外,居庸关还是自河北出内蒙高原的重要孔道,无论是出使还是经商,若要节约时间与成本,便必须途经居庸关,这无疑为居庸关带来了可以繁荣经济的契机。
另外,此时尚有各时期逐渐移居的住民对当地进行开发,其地理环境也获得了一定的改善,而交通职能也得以进一步强化。尤其在辽元统治时期,由于燕京至其首都往往需要途经居庸关,因此促进了其交通、城防与经济等方面的发展。
永乐八年(1410年)二月,朱棣第一次亲征漠北时,其50万大军便是自居庸关而过。可见在历代的改造中,对居庸关并非做单纯的防御工事建设,其内部的交通运输等条件都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由于地理限制,居庸关的守军向来不用太多。明初居庸关守军定额为14246名,最多时也不过2万余士兵以及7000皇陵陵卫,再加上3000游兵,共计3万余人。
居庸关沟五城,最高指挥机关称为北察院,关沟之内设有校场、演武厅、草场、粮草以及军械库,这些设施能够提供士兵日常训练所需的场所,并且提供一定的军需后备。
此外,由于居庸关人口密集且组成复杂,城内除一应军需设施外,甚至还设有学社与书院供以教习,有寺庙与忠祠供以参拜,社区生态圈也相当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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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明代,广义上的第三层级的居庸关防区,是由居庸关沟向外围延伸拓展形成的居庸关戍守边界。
明代王士翘在《西关志·居庸卷之一》中记载,其边界“东至西水峪口黄花镇界九十里,西至坚子峪口紫荆关一百二十里,南至榆河驿宛平县界六十里,北至土木驿新保安界一百二十里”,以居庸关为中心构建的8道防线,跨昌平、隆庆、保安三州方圆数百里的区域。但实际上,戍守于京师的驻军也随时可以出发,配合居庸关防御体系的军事动作。
从作用来看,居庸关是集军事、后勤、屯田、居住、运输、经济等诸多职能于一身的复合型多功能军事防区,它不仅是河北的屏障,还反哺了河北一带很大范围内的土地与居民。
就其军事职能来看,历史上居庸关防御体系曾发挥出很强的军事作用,如在土木堡之变中,瓦剌也先便曾率领3万兵马侵袭居庸关,却被此地耸峻的高山与坚固的城防所阻,猛攻7日不克,被迫退兵。
居庸关起于关沟之间,地理环境极其恶劣。然而在历经王朝更迭、百代人2000年的建设中,居庸关五城百隘自山峦叠嶂之地矗立而起,与周围瑰丽而险峻的山势融为一体,成为河北平原最强有力的西北屏障,守卫着河北的百姓。
居庸关毫无疑问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是百代人汗水所凝结而成的智慧与辛劳的结晶,是矗立于华北平原一道靓丽的雄景,无愧于“天下第一雄关”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