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秋以后,李启明的机构课从每天两小时改成了三个小时。
这是张老师建议的。
她说启明现在能坐得住一点,简单指令也比以前好,语言虽然还是单字和少量双字,但已经有主动表达的苗头。接下来可以增加一点集体课,让他慢慢适应同伴环境,为以后入园或者入学做准备。
张老师说这些的时候,李卫东坐在小咨询室里,手里拿着记录本。
记录本是他后来买的,黑色封皮,里面按日期记着启明每天吃了什么、睡了多久、说了哪些字、崩溃几次、原因可能是什么。开始是张老师让他记,后来变成习惯。一天不记,他心里就空一块。
“集体课人多吗?”李卫东问。
“不多,四到五个孩子,一个主教,一个助教。”
“会不会太吵?”
“会吵。”张老师说得很直接,“但是以后无论上幼儿园还是小学,都不可能永远在安静室里。他需要慢慢适应。”
李卫东低头写了“集体课,四到五人,会吵”。
写完以后,他笔尖停在纸上。
“他要是适应不了呢?”
张老师看着他,语气很温和:“那我们就退回来,再一点点来。不是一次不行就说明永远不行。”
李卫东点头。
这句话他也写下来。
不是一次不行就永远不行。
他写得很用力,笔画压透了纸。
他自己其实很需要这句话。
复诊后,药量调了一段时间,他的睡眠终于慢慢压下来。头两周困得厉害,后来好一些。陈医生说他这次发现得早,控制得也还可以,只是压力源没有消失,后面要一直警惕。
压力源没有消失。
李卫东听见这个说法的时候,心里怪了一下。
因为所谓压力源,就是李启明。
可李启明不是一件可以拿掉的东西。
他不是噪音,不是债务,不是工作上的项目,不是天气不好。他是一个会在早上拿着红积木站在玄关等他的人,是一个现在能说“东,回”的孩子。
他不能消失。
所以李卫东只能学着在压力里活。
九月初,机构开始上集体课。
第一天,李启明在教室门口站了十五分钟。
教室里有四个孩子。一个男孩一直转圈,一个女孩抱着娃娃哭,还有一个孩子趴在桌上咬袖口。助教老师在地上摆彩色圆垫,音乐声很轻,但对李启明来说仍旧太多。
他抓着李卫东的袖子,不肯进去。
张老师蹲在门边,没有催。
“启明,进去坐红色垫子。”
李启明看着地上的红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