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在满洲里换轨的哐当声把王恪从浅眠中惊醒。
窗外已是中国的土地。秋日的东北平原一望无际,收割后的田野裸露著黑土地,远处村庄的炊烟笔直升起。这是1953年9月底,距离他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已经整整三年。
考察团成员们兴奋地挤在车窗边,指著窗外熟悉的景色议论纷纷。王恪静静看著,心里却清楚:自己的“现代”,即將结束。
不是1953年这个现代——对他而言,从2025年带来的最后一点“现代气息”,都將在回到四九城后的第一个夜晚彻底告別。
列车抵达北京站时已是黄昏。站台上拉著红色横幅:“欢迎赴苏考察团胜利归来”。机械工业部的领导、研究所的同事,还有报社记者,挤满了小小的站台。
掌声、鲜花、握手、闪光灯。
王恪站在人群中微笑、答话,应对著所有人的热情。他注意到,来接站的人里有一个陌生面孔——一个穿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安静地站在人群外围,目光在考察团成员脸上扫过,最后在他身上停留了几秒。
系统感知无声展开:那人腰间有配枪,口袋里有证件——公安部。
王恪神色不变,继续与前来迎接的科学院副院长交谈。
“王恪同志,你那份报告初稿,我们在莫斯科就传回来了。”副院长握著他的手,压低声音,“工业部的几位老总连夜看完,说这是三年来最有价值的考察报告!特別是你提出的那些改进建议,简直是说到我们心坎里去了!”
“只是些观察和思考。”王恪谦逊地说。
“別谦虚!你指出的那几个技术方向,我们已经安排研究所跟进研究了。”副院长眼中闪著光,“回来休息两天,下周一就来院里做个详细匯报,怎么样?”
“听从组织安排。”
寒暄了半个多小时,人群才渐渐散去。王恪提著自己的行李箱——一个普通的棕色皮箱,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就是那二百多页报告的复写稿,以及一些“苏联朋友送的纪念品”。
他故意没带太多东西。真正重要的,都在系统空间里。
走出车站时,那个灰中山装的中年人跟了上来。
“王恪同志?”声音平稳。
王恪转过身:“是我。您是?”
“公安部的。”对方出示了证件,但很快收回,“有几个例行问题,耽误您几分钟。”
两人走到车站广场旁的槐树下。傍晚的风带著凉意。
“您在莫斯科期间,有没有接触过特別的人员?比如主动找你交谈的西方人?”
“没有。”王恪回答得很自然,“考察全程有苏方人员陪同,接触的都是苏联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有没有人托你带东西回国?”
“只有技术资料和纪念品,都经过使馆检查了。”
中年人点点头,在笔记本上记录著。他的问题都很常规,像是例行公事。但王恪能感觉到,对方真正想问的不是这些。
果然,最后一个问题:“王恪同志,你的档案显示,你是1949年底从美国回来的?能说说当时的情况吗?”
来了。
王恪早就准备好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系统为他安排的身份天衣无缝:富商之子,1946年赴美留学,1949年夏完成学业,当时父亲已病故,国內解放战爭大局已定,於是变卖在美国的少量资產,於1949年11月乘船回国。
“当时就想,学成该回来报效国家了。”王恪的语气很平静,“虽然父亲不在了,但这里终究是家。”
“你父亲王世昌先生,在旧社会確实是有名的实业家。”中年人合上笔记本,“不过你放心,我们党对爱国民族资本家一直是有政策的。你能放弃国外优渥生活回来参加建设,这本身就是觉悟的体现。”
“谢谢组织理解。”
“好了,不耽误你了。”中年人伸出手,“欢迎回国,王恪同志。你这次的报告,確实很有价值。”
握手时,王恪感觉到对方手掌的力度——那是试探,也是认可。
目送中年人离开后,王恪叫了辆三轮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