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七点,王恪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唤醒。
不是院门,而是臥室的窗户——有人在外面敲玻璃。
“王同志!王恪同志在家吗?”
声音陌生,带著公事公办的腔调。
王恪迅速起身,披上外套。从窗户望出去,院门口站著三个人:一个穿灰色干部服的中年妇女,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办事员,还有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
街道办的人来了。
他快速整理床铺,穿上中山装,这才去开门。
“王恪同志吧?我是街道办事处的王春花。”中年妇女约莫四十岁,短髮齐耳,说话乾脆利落,“这两位同志是区民政科和派出所的,来核实一下你的户籍情况。”
“王主任您好,各位同志请进。”王恪侧身让开。
三人走进院子,目光四处打量。王恪注意到,那个穿军装的小伙子手一直放在腰侧——不是枪,可能是警棍或手銬。
“院子收拾得挺乾净。”王主任点点头,在院子里转了一圈,“王同志是什么时候回国的?”
“去年年底。”王恪按照系统安排的身份记忆回答,“1949年11月从美国出发,经香港,今年1月到北京。”
“在国外的学习情况?”
“1946年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读机械工程,1949年夏天拿到硕士学位。”王恪对答如流,“本来打算继续读博士,但国內局势明朗了,父亲又病逝,就决定回国。”
王主任向年轻办事员点点头。办事员打开文件夹,取出一份材料:“麻省理工学院那边,我们通过外交途径核实过了,確实有个叫wangke的中国留学生,1949年毕业。照片上的人……”他抬头看看王恪,“应该就是你。”
“是我。”王恪平静地说。
“你父亲王世昌先生,在民国时期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穿军装的小伙子开口了,声音很年轻,“我们查到资料,1948年底,他把大部分產业转移到香港,但1949年初病逝后,那些產业怎么处理的?”
这个问题很关键。
王恪早有准备:“父亲临终前托人带信给我,说『產业若能用於建设新中国,便捐了吧。我回国后,通过华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將父亲在天津、上海的所有工厂股权和房產全部捐献给国家。这件事,工业部的李副部长可以证明。”
“捐献凭证呢?”
王恪转身回屋,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一份文件——这是系统准备好的“歷史文件”,纸张泛黄,印章清晰。
王主任接过仔细查看。文件是1950年2月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和工业部联合出具的,证明王恪自愿捐献家族產业,价值约合旧幣五十亿元(相当於新幣五十万元),表彰其爱国行为。
“这么大的產业,说捐就捐了?”年轻办事员忍不住问。
“钱財是身外之物。”王恪语气平淡,“现在新中国需要建设资金,这些產业在我个人手里发挥不了最大作用。交给国家,能用於工业建设,这是最好的归宿。”
三人对视一眼,眼神中的警惕明显减少。
“王同志思想觉悟很高。”王主任收起文件,脸上有了笑容,“现在像你这样有学识又爱国的归国知识分子,正是国家急需的人才。”
“您过奖了,只是做了该做的事。”
“你的户口问题。”王主任从办事员手里接过另一个文件夹,“根据你提供的材料和我们的核实,北京市公安局已经批准你的落户申请。这是户口本,你收好。”
王恪接过那本深蓝色封面的小册子。翻开第一页,户主:王恪;住址:北京市东城区南锣鼓巷95號;成分:职员(原民族资本家)。
“成分这一栏,考虑到你主动捐献產业支持国家建设,区里特別討论,定为『职员而非『资本家。”王主任解释道,“这对你以后的工作发展有好处。”
“感谢组织照顾。”
“还有这个。”穿军装的小伙子也拿出一份文件,“你的政审初步通过了。不过按照程序,你这样的归国人员需要有一年的观察期。这期间不要离开北京,每月要到派出所报到一次。”
“我明白,一定遵守规定。”
核实工作持续了约半个小时。三人问得很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接触过什么人、回国后的经歷、对时局的看法……王恪一一作答,回答得既坦诚又谨慎。
最后,王主任站起身:“王恪同志,欢迎你正式成为我们街道的一员。以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以隨时来找街道办。”
“谢谢王主任。”
送走三人,王恪站在院门口,看著他们消失在胡同拐角。
这算是第一关过了。
系统安排的身份经受住了官方核实。从现在起,在政府档案里,王恪就是那个留学归来、捐献家產的爱国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