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杨梅又红,故人归来》
二〇〇四年春天,良平和秀兰在广州重逢之后,并没有立刻在一起。
他们像两根被水冲散的树根,在各自的方向上扎了太多年,重新靠近的时候,反而有些笨拙和小心翼翼。秀兰每个周末从白云区坐公交车来天河,良平去车站接她,两个人在广州的大街小巷里走,说很多话,吃很多顿饭,看很多场电影。但每次到了分别的时候,秀兰都会说一句“我回去了”,然后转身上公交车,从不当着他的面回头。
良平知道她在犹豫什么。
她不是不喜欢他。她是不确定自己能不能和他站在一起。他是北大的高材生,在外资银行做量化分析,一个月挣的钱够她干小半年。而她呢?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打工妹,在工厂里做技术主管,虽然手下管着几十号人,但那终究是工厂,是流水线,是那些穿着工服、吃食堂、住宿舍的日子。
秀兰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消化这种落差。
这一年里,她做了一件大事——她从工厂辞了职。
不是冲动,是她想了很久的决定。她在服装行业干了将近十年,从车位工做到技术主管,整个生产流程她闭着眼睛都能说清楚:面料采购、打版裁剪、车缝整烫、质检包装,每一个环节的门道她都摸透了。她认识珠三角几十家面料供应商,手里有一批技术过硬的工人资源,甚至有几个老客户私下跟她说过,如果她自己出来干,一定把订单给她。
“你要创业?”良平在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公司加班。他放下手里的报表,把椅子转向窗户,看着珠江新城的夜景。
“嗯。”秀兰的声音不大,但很笃定,“我想了很久。我想试试自己做。”
“需要多少钱?”
秀兰愣了一下。她以为良平会问她“你行不行”“有没有把握”“亏了怎么办”之类的问题。她准备了很多话来回答这些质疑,但良平问的是“需要多少钱”。
“我算过,”秀兰说,“启动资金大概要三十万。我自己攒了八万块,还差二十二万。”
“我来想办法。”良平说。
“良平,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
“我知道。你不是来找我要钱的,你是在告诉我你要创业了。作为你的男朋友,我听到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就是支持你。支持你分两种,一种是嘴上说说,一种是真金白银。我选第二种。”
秀兰握着手机,站在出租屋的窗前,看着外面灰蒙蒙的工业区夜景,忽然觉得嗓子有点紧。她没有哭,但鼻子里酸酸的。
第二天,良平把二十二万块钱打到了秀兰的账上。加上秀兰自己的八万块,一共三十万——这是她全部的家当,也是她全部的希望。
秀兰在番禺区租下了一间五百平米的厂房。地方有点偏,离市中心远,但租金便宜。厂房是那种老式的铁皮厂房,夏天热得像蒸笼,冬天冷得像冰窖。秀兰带着弟弟建军和两个工人,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打扫卫生、粉刷墙壁、拉电线、装灯管。
设备是二手的。她在东莞找到一个倒闭的小厂,用半价买下了他们的平缝机、锁边机、钉扣机。机器拉回来的那天晚上,秀兰一个人坐在厂房里,摸着那些冰冷的铁壳子,心里又紧张又兴奋。她想起当年在镇上裁缝铺里,周师傅那台老掉牙的蝴蝶牌缝纫机——她就是从那么一台机器开始的。
建军帮她把机器一台一台摆好,排成三条生产线。小伙子干活利索,满头大汗也不喊累。秀兰看着弟弟,忽然觉得他长大了,不再是当年那个瘦弱的病秧子了。
“姐,”建军擦了一把汗,问她,“你说咱们这厂能行吗?”
“能行。”秀兰说,声音比她心里有底得多。
招工是最难的。秀兰的厂子新开,没有名气,位置又偏,好一点的工人不愿意来。她在厂门口贴了招工启事,一个星期只来了七个人报名,其中三个还嫌工资低走了。秀兰咬了咬牙,把工资提到了跟大厂差不多的水平,又发动建军去附近的工业区发传单。又过了一个星期,总算凑了二十多个人,勉强够开两条生产线。
开工第一天,秀兰早上四点半就醒了。她煮了一锅粥,蒸了两笼馒头,用保温桶装好带到厂里。工人们陆续来了,大多是二十出头的女孩子,从四川、湖南、江西的老家来广东打工,和当年的秀兰一模一样。她们穿着朴素的衣服,背着旧书包,眼睛里带着对新环境的好奇和对未来的茫然。
秀兰站在车间前面,对着这二十几个女孩说了一番话。她没有讲什么大道理,她说的是自己的故事——从赣南山沟里走出来,从裁缝铺学徒做起,在流水线上站了近十年。她说得平平静静,没有煽情,没有卖惨,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
但她说完之后,有几个女孩的眼眶红了。
“我知道你们不容易,”秀兰说,“我也是从这一步过来的。在我这里,只要你肯学、肯干,我不会亏待你们。技术好的,可以升组长;管理好的,可以升主管。这个厂子不只是我的,也是你们的。”
第一个月,秀兰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早上六点到厂,晚上十二点才走。白天的订单要跟,晚上的质量问题要处理,原料供应商要催货,客户那边要交样衣,税务工商要跑手续,工人之间的矛盾要调解,机器坏了要找人来修……千头万绪,全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
有时候忙到深夜,她趴在办公桌上睡着了,醒过来发现脸上压出了红印子,手里还攥着一把尺子。她揉揉眼睛,去洗手间洗把脸,对着镜子里的自己说:“李秀兰,你行的。”
良平每个周末都来番禺。他帮秀兰做财务报表,帮她看合同,帮她分析客户信用风险。他学的数学和做的金融分析在这些事情上派上了用场,秀兰看不懂的表格他帮她做,秀兰拿不准的客户他帮她查。有一次秀兰和一个面料供应商谈价格,对方报了一个很有诱惑力的低价,良平翻了两页合同就发现里面有陷阱——交货期含糊、质量条款模糊、违约责任全部压在买方头上。秀兰倒吸了一口凉气,重新谈判,把条款一条一条掰扯清楚,最后签了一个公公平平的合同。
“幸亏有你。”秀兰那天晚上说。他们在厂房的楼顶坐着,看番禺的夜空。广州的光污染太重,看不见星星,但远处有飞机起降的灯光,一闪一闪的。
“你缺的不是能力,”良平说,“你缺的是一个人帮你分担。以前你一个人扛,现在有我。”
创业的艰难比秀兰预想的还要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