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在距今350万年前坦桑尼亚莱托里地区火山灰覆盖层中发现的原始人类的足迹。看上去两行脚印是三个步行者留下的印记。最大的脚印属一个成年雄性,踏过之后复被一个较小的约是雌性的脚印重踏了一遍,旁边是一排年轻人的足迹,或许是同行的孩子踏出。三个人类走过被雨水淋过的火山灰的泥泞,然后,脚印被晒干,变硬,被后来的火山灰覆盖并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正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拼杀难分难解之际,近代考古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严格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方法进行的田野考古,以创世纪的成果为“进化”理论提供了决定胜负的关键性武器。
就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的同一年,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赖尔和英国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一起,踏上了法国索姆河畔的阿比维尔(Abbeville)实地考察的征程。三年后,他们根据发掘的遗迹,做出了“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工具是共存的”科学结论。
1868年,考古学家在法国多尔多涅地区莱塞济附近,发现了与旧石器和绝灭动物化石同一时期的克罗马农人(agnon)化石。
1891年,著名考古学家欧金·杜波艾斯在印度爪哇岛特里尼尔发现了猿人骨骼化石。
1908年,在德国茅厄尔的海德堡河床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保存完好的古人类下颌骨,被称为“海德堡猿人”。
1911年,在英国南部皮尔唐的河床中,查尔斯·道森发现了颇像人类的头骨碎片及其他猿人的碎骨。
稍后,地质学家在欧洲西部和中部相继发现了人类历史上早已灭绝的人种——尼安德特人的头骨。
猿与人类手足部位的比较。猿类与人类的手部结构相似,但人手的拇指更长,活动范围较猿更大。猿的手掌平坦部位比人手大,因而握东西更有力。猿有着长脚趾和分开的脚趾,用来抓捏东西。人类整齐而短的脚趾则提高了直立的平稳度。人类足下的弓部则更能减少行走所产生的冲压
所有这些发现,将考古学中无可辩驳的例证和人类进化的学说紧紧联系起来,从不同的、更加明了的角度,开阔了人们对古猿和原始人类遗存、灵长目的比较解剖学以及生理学、旧石器时代人类工具和地质年代不断更新的视野,加强了对人类进化理论的认识和研究。
尽管如此,当时的宗教界和反科学的统治者,对这些重大科学发现却不屑一顾,甚至加以否定和诋毁。雅典的不列颠学院主任霍迦斯仍坚信物质证据的考古仅是“小考古学”,只有那些被文献所阐明的发现物,如玛利特、雷雅德、牛顿或谢里曼发现和阐明的才是“大考古学”。而此时的世界顶尖级物理学家牛顿、玛利特等人的研究,已进入了“神创造万物”的歧途。德国的“学术权威”、国会议员维尔和,为诋毁在他看来已超越人类想象极限的“进化”理论,干脆把尼安德特人宣布为“一个因患白痴病而成畸形的现代人头骨”,对爪哇猿人则认为“根本不是人,而是属于一种已经绝灭的大型长臂猿”。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劳动创造人”的学说,经受了暴雨雷电般的摧残、打击之后,最终未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它随着考古学界对史前人类历史的不断发现而逐渐跃出泥潭,开始为具有科学客观态度的世界少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1896年,中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严复,开始着手编译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等包含了达尔文进化理论的文章。严复之所以不直接翻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其因是该书属一部纯生物学著作,不易为普通读者所注意和接受。而赫胥黎的文章除了含有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学说,还包含社会达尔文主义成分,更适合于当时中国的救亡图存运动。严复编译的文章于1898年以《天演论》的书名出版。这部被视为中国翻译文学的成功之作的巨著,使绝大多数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在西方争论不休的“进化”概念,比其他科学概念更早地传入中国,并对中国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马克思头像
最早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书影
1918年7月,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李大钊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恩格斯理论学说,他的传播导致了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几年后,一系列“北京人”骸骨及其遗迹的发现,客观上为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事实根据。它以不容置疑的客观存在,使西方“进化”理论的反对派不得不迅速闭上诋毁、谩骂的嘴巴。因为,在所有先于尼安德特人的古人类发现中,正如众所周知的是在宽阔的冲积层内,这样的地层结构对人类遗迹来说,只能期望偶然的发现。当西方“进化”与“反进化”的思想搏杀进入白热化状态时,考古学家企望能在特里尼尔、海德堡、皮尔唐等地发现更多的化石,但最终收获甚少。欧金·杜波艾斯在特里尼尔发现被命名为“爪哇直立人”的骨骼化石后,希望能在此处有更大的发现,但所有的努力只是以拣到了一只牙齿而遗憾地收场。而在海德堡和皮尔唐几乎没有一点新的发现。这就导致了“进化”派的论据难免有些捉襟见肘、力不从心。而事实上,在英国发现的皮尔唐人,确实是一个丧心病狂的疯子加骗子精心设计的一场世纪骗局,这个骗局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才被科学界揭穿。
严复译《天演论》手稿
严复
周口店的一系列发现却与之大不相同,在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山野洞穴中,发掘出大量的人类牙齿和下颌骨,以及后来被定为“人类工具”的石英碎片和已绝迹的上万块动物化石。尤其是“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以活生生的事实,让“进化”的反对派张口结舌、无言以对,并开始确信,“猿人”的确是已发现的最早的原始人类。
近一个世纪以来,学者们一直乐此不疲地探讨“北京人”及其遗迹发现的学术意义,却忽略了它对于世界人类特别是中国人思想观念在历史转折关头所起的重大催化作用。“北京人”的发现在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起源的论断和达尔文学说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同时,客观上为这些理论的传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从而使这一理论与思想观念更快、更普遍地深入到大众之中。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北京人”的发现,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此迅速地被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所普遍接受几乎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学说仍属一介书生之见,同样有其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以及违背天地人事的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