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御入内阁观政的头一个月,什么大事都没有做。
他每日卯时入值,酉时退值,批阅文书,整理档案,偶尔参与议事,但从不当先发言。别人问他意见,他便说“容学生再想想”;别人争论不休,他便在一旁静静听着,偶尔点头,偶尔蹙眉,从不插嘴。
内阁首辅姓赵,名文昭,年过六十,是两朝老臣。此人行事稳重,不爱生事,对江御这个新来的翰林学士既不亲近也不排斥,只是淡淡说了句“年轻人多听多看,少说少做”,便不再多言。
次辅姓钱,名仲和,五十出头,是陈倾登基后提拔起来的人。他比赵文昭活络得多,对江御颇为热情,时常邀他一同用饭,席间谈起朝中的人和事,有意无意地透露许多内幕。
江御听着,记着,从不接话。
他知道钱仲和不是在帮他,是在拉拢他。内阁之中,赵文昭守成,钱仲和进取,两人面和心不和,暗地里斗了多年。他一个新来的,没有根基,没有派系,正是双方都想争取的对象。
但他谁也不想跟。
他来这里,不是为了做谁的棋子。
入值半个月后的一天,江御在内阁值房里整理一份关于西南土司叛乱的奏报。这份奏报是兵部转来的,厚厚一沓,详细记录了叛乱的起因、经过以及官军平叛的进展。
他看了一遍,觉得不对劲。
奏报上说,叛乱的起因是土司“贪婪成性,苛虐百姓,致民怨沸腾”。但根据他从其他渠道零星听到的消息,真实原因并非如此——朝廷派往西南的官员克扣了土司应得的岁赐,又强行要求土司削减私兵,这才激起了叛乱。兵部的奏报,是把责任全推给了土司,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他没有声张,只是把这份奏报单独拿出来,又细细看了一遍,在空白处用极小的字写下几条疑问,夹在自己随身携带的记事本里。
又过了几日,陈倾在内阁召开廷议,商讨西南平叛之策。
参加会议的有内阁全体成员、兵部堂官、户部堂官,以及几个相关省份的巡抚。江御作为内阁观政,本没有发言资格,只是坐在角落里旁听。
会议从辰时开到午时,吵了整整两个时辰。
兵部尚书周文弼坚持增兵围剿,称“非大兵压境不足以震慑宵小”;户部尚书反对,说国库空虚,拿不出增兵的银子;几个巡抚各说各话,有的说该抚,有的说该剿,有的说先抚后剿,有的说先剿后抚。
陈倾坐在上首,听了一上午,始终没有表态。
他的目光偶尔扫过在场众人的脸,最后落在了角落里的江御身上。
“江卿。”他忽然开口。
满堂皆静。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了角落里那个年轻的翰林学士。
江御站起身,拱手行礼:“臣在。”
“你在内阁观政也有一个月了,说说你的看法。”
这是试探。江御知道。陈倾不是真的想听一个翰林学士的意见,他是想看看这个人有没有胆量说话,说的是什么话。
江御沉默了片刻,开口道:“臣以为,西南之事,不在兵,而在政。”
殿中响起轻微的骚动。兵部尚书周文弼的脸色微微一沉。
“哦?”陈倾微微挑眉,“说下去。”
“西南土司所以叛乱,表面上看是土司贪婪,实则是朝廷与土司之间多年的信任已失。岁赐克扣、私兵削减、官员欺凌——这些事不是一日两日,而是积年累月。土司寒了心,才会铤而走险。”
周文弼忍不住了:“江大人此言差矣。朝廷岁赐分毫未少,都是按例发放。至于私兵削减,那是朝廷制度,土司不遵制度,反倒成了朝廷的不是?”
江御转向周文弼,不卑不亢:“周尚书,岁赐是否分毫未少,臣不敢妄断。但臣看过兵部转呈的西南奏报,其中提到一位姓杨的土司,三年未领到岁赐,上告无门,这才起了反心。这份奏报,周尚书应该也看过。”
周文弼的脸色变了变。
那份奏报他当然看过。但他没想到,一个刚入内阁一个月的翰林学士,竟然看得比他这个兵部尚书还仔细。
“那份奏报所说的杨姓土司,只是个案——”
“个案也是案。”江御打断了他,随即意识到自己逾矩了,立刻转身向陈倾请罪,“臣失礼,请陛下恕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