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特在美因茨住了半个月。
那半个月里,沈念祖的工作室成了整个美因茨最忙碌的地方。每天天不亮,瓦特就上楼了,手里端着一杯黑咖啡,坐在沈念祖对面,两个人对着图纸说话。沈念祖的拉丁语磕磕巴巴,瓦特的拉丁语也好不到哪里去,但他们发现了一个更好的交流方式——画图。齿轮怎么啮合,汽缸怎么镗削,阀门什么时候开什么时候关——这些问题不需要语言,线条和数字就够了。
沈嗣文给他们当翻译,但渐渐发现自己的用处越来越小。因为沈念祖和瓦特之间已经建立起一种不需要翻译的默契。沈念祖在纸上画一个零件,瓦特看一眼,点点头,在旁边加上自己的修改。瓦特写下一串数字,沈念祖算一遍,有时摇头,有时点头。两个人像是在下一盘棋,一人落一子,不用说话,棋路就是语言。
朱莉安每天给他们送午饭。她端着一托盘面包、奶酪和香肠上楼,推开门,看见两个男人埋头在图纸堆里,桌上摊着几十张画满线条的纸,墨水瓶倒了也没人扶,墨水顺着桌沿往下滴。她叹了口气,放下托盘,拿起抹布擦桌子。沈念祖抬头看了她一眼,笑了一下,低下头继续画。
“你父亲以前也是这样。”朱莉安对沈嗣文说,“画起图来什么都不管。我嫁给他第一年,有一次他画了三天三夜,我端着饭在门口站了半个时辰,他都没看见我。”
沈嗣文笑了。他见过父亲画图的样子,确实是这样。整个世界消失了,只剩下一张纸、一支笔和那些弯弯曲曲的线条。线条里有水轮,有齿轮,有纺纱机,有汽缸。线条里有他父亲从北京带来的那些书卷里的字,一字一字地变成了真实的东西。
瓦特离开美因茨的时候,带走了厚厚一沓图纸。不只是那张汽缸和冷凝器的草图,还有沈念祖画了但从未造出来的镗床图、蒸汽船的轮桨设计、以及《物理小识》里关于“气动之理”的整章译稿。
沈念祖把他送到莱茵河的码头上。
那天天气很好,秋天的阳光照在河面上,碎成千万片金色的鳞片。河对岸的葡萄园已经收割了,只剩下光秃秃的藤架,一排一排的,像冬天的骨骼。瓦特站在船边,握着沈念祖的手。
“我会把它造出来。”瓦特说。
沈念祖点了点头。
“我知道。”
船缓缓离岸。瓦特站在船尾,看着岸上的沈念祖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消失在金色的河面上。他转过身,走进船舱,把那些图纸铺在桌上,开始工作。
他不知道的是,这只是个开始。美因茨的这个中国老人的工作室,将会成为许多人的目的地。
瓦特走后的第二年春天,一个叫马修·博尔顿的人来到了美因茨。
博尔顿是瓦特的商业合伙人,也是伯明翰“月光社”的核心成员。月光社——一群在满月之夜聚会的自然哲学家和机械师,因为满月的光亮能让他们在聚会结束后骑马回家。这个社团里有瓦特、博尔顿、化学家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进化论先驱伊拉斯谟·达尔文(查尔斯·达尔文的祖父),还有陶艺家约书亚·韦奇伍德。他们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大脑和心脏。
博尔顿是个精明的商人,五短身材,圆脸,眼睛很小,但目光锐利。他说话快,做事更快,一进门就握着沈念祖的手摇了半天,用他那带着伯明翰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大串话,沈嗣文在旁边翻译得满头大汗。
“他说,瓦特给他写了信,说了你父亲的图纸。他说那些图纸里的东西太了不起了,他要来看看。他还说,他在伯明翰有一家工厂,专门做金属制品,如果沈先生的图纸能变成机器,他的工厂可以生产。”
沈念祖听着,没有说话。他把博尔顿领到工作室,打开那个牛皮纸大信封,把图纸一张一张地铺在桌上。博尔顿看着那些图纸,脸上的表情从客气变成了认真,从认真变成了震惊。
“这些都是你画的?”他问。
沈嗣文翻译。
沈念祖点了点头。
博尔顿蹲下来,凑近一张汽缸镗床的图纸,看了很久。然后他站起来,握着沈念祖的手,又摇了起来。
“你必须来伯明翰。”他说,“月光社的每个人都想见你。”
沈念祖没有去伯明翰。他不习惯坐船,也不习惯坐马车。他已经过了四处奔走的年纪了。但他把沈嗣文派去了,带着厚厚一沓图纸。沈嗣文在伯明翰待了整整一个夏天,参加了月光社的好几次聚会。他见到了普里斯特利——那个发现氧气的人,满头白发,说话慢条斯理,但对沈嗣文带来的《物理小识》译稿非常感兴趣,借去看了好几天,还回来的时候写了一整页的笔记。他见到了韦奇伍德——那个把制陶从手艺变成工业的人,对沈念祖画的齿轮图赞不绝口,说他的陶厂里正需要这样的精密传动装置。他还见到了威廉·默多克——瓦特手下最得力的工程师,一个沉默寡言的苏格兰人,对蒸汽船的想法特别着迷,拉着沈嗣文问了整整一个晚上。
沈嗣文从伯明翰回来的时候,带回了月光社所有成员的问候和一大包礼物:韦奇伍德陶厂出产的一套茶具,普里斯特利的一本签名书,博尔顿工厂生产的一台小型金属加工机床。
沈念祖把茶具摆在客厅的柜子里,从来没用过。他把那本书放在书架上,旁边挨着顾元亨译的《天工开物》。他把那台小机床搬到工作室里,和高敬亭一起研究了三天,然后摇了摇头。
“不如我们画的。”他对沈嗣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