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台湾后,他们始终没有真正“落脚”。
逃兵的身份像一张无法撕掉的底牌,使他失去了被公开安置的资格。江伟成隐藏进陆军体系,做地勤。不接近战斗,也不再靠近天空。每天与机油、器械、清单打交道,却再没有一次,是为了起飞。飞行曾经是他的全部,如今却成了不能被提起的过往。
有人问起,他只说自己从前在空军待过。没有人追问。
也没有人需要知道。
他们没有住进眷村。秦芊仪一开始就明白,那里过于敞亮,敲门声太多,历史容易被拼凑起来。于是她在眷村后方租了一间旧屋,夹在杂货铺与修车棚之间,窗子常年不开,空气里有潮气和机油味混在一起。
房租很快成了问题。
秦芊仪去找房东,没有带任何情绪,也没有请求减免,只说若是暂时付不起,可以留下些什么做事。房东看了看她,点了头。
于是她白天做佣人。洗衣、熬汤、擦地,从不慢一步。傍晚,她在昏暗的灯下教孩子英文——字母写得一如往常工整,语音准确,像是仍然站在教室里。
她从不提自己没有毕业。她在这种沉默的劳动里,维持着一种看似稳定的生活节律
江伟成的病,是在那段时间一点一点显露出来的。
最初只是反应迟缓。话常常说到一半就停住,像是忽然忘了下一句。后来是身体——手抖,耳鸣,心口无故发紧。医生说不出一个明确的名字,只含糊地说,是飞得太久,神经受了损伤。
“空军的人,脑子用得太狠。”
医生说不出明确的病名,这样解释,像是在替一台机器找借口。只笼统地归为战后创伤。飞行太久,神经系统长期处于高度负荷,情绪与感知已经无法回到地面。脑子不好用了,身体也开始自行崩解。
药要钱,复诊也要钱。
秦芊仪把生活一寸一寸往里收。她开始少吃,把肉留给他;灯用得更省;衣服坏了也不换。她的克制不是悲壮的,而是有条理的——像是只要算得足够细,就能拖延某种结局。
这是战争离开之后,才开始付的代价。
秦芊仪听得很安静。
她没有追问,只把药方折好,收进衣袋。回去的路上,她走得很稳,像是已经预料到这一切。
也是在这时候,她看见了报纸。
小周在找他们。
名字、身份,都写得清楚。字印得不大,却足够醒目。她站在街边,把那一页读完,又读了一遍。
她没有回应。
不是不想回,而是她知道,一旦回应,就意味着重新被纳入关系、责任与组织之中,过往就会重新浮出水面。而江伟成此刻承受不起任何一次清算。只要还能撑,她就不会让别人的情义,替他们冒险。
直到医生第六次摇头。
那天傍晚,她从诊所出来,手里只剩一张写着药名的纸。街灯亮起,人声渐密,她却站在原地,没有动。
她终于明白,有些沉默,本身也是在消耗生命。
那天夜里,她写信给小周。字很少,没有解释这几年的去向,也没有为失联道歉。她只写了一件事——借钱。
信封封好时,她的手很稳。
这是她到台湾之后,第一次向外界承认失败。
也是她第一次,为了保住一个人,而主动放弃继续隐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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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芊仪写那封信的时候,用的是最普通的信纸。
字不多,却写得很慢。她反复斟酌措辞,把“借钱”两个字拆得很散,只留下一句近乎客套的请求。她没有提江伟成具体的病情,也没有说自己已经撑到哪一步——这些话,她从来不习惯写给任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