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五个小时她不知道该怎么打发。她在站前广场上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又走了一圈。广场上人潮汹涌,挑着扁担的农民、扛着铺盖的大学生、拎着公文包的干部、抱着孩子的妇女——各种气味、声音、面孔交织在一起,像一口沸腾的大锅。七月的北京,热得像蒸笼,她后背的衬衫已经湿透了,贴在皮肤上,闷得喘不过气。
她买了一根冰棍,坐在广场边的台阶上,一口一口地咬。冰棍是橘子味的,橘红色,甜得发腻,咬到后面舌头发麻。她吃完了,又去买了一根。第二根吃到一半,忽然觉得自己荒唐——她不是来吃冰棍的。
她扔掉剩下的半根,站起身,走进了候车大厅。
候车大厅比广场更热。人更多,空气更浑浊,汗味、烟味、方便面味搅在一起,黏稠得像糨糊。她找了个角落的位置坐下,把一个小布包抱在膝上——包里装着一本书,一本北大出版社新出的当代文学评论集,她翻了两页就看不进去了。
时间过得奇慢。
她看着墙上的电子钟——红色的数字一秒一秒地跳,像某种酷刑。八点,八点半,九点,九点半……每一分钟都比前一分钟更长,像一条被越拉越紧的橡皮筋。
十点整,她去了趟公用电话。
她拨了中文系办公室的号码——她留了陈维永的电话,以防万一。电话响了七八声才接通,陈维永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午后的慵懒。
"梦溪?怎么了?"
"没事……我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人找我。"
"没有。安心等你的朋友吧。"
她挂了电话,听筒上沾着她的汗。
十一点。十一点半。十二点差一刻。
她站到了出站口。
出站口被铁栏杆围着,接站的人挤了里三层外三层,所有人都伸着脖子往里看,像一群等待开闸的鱼。她被挤在中间,脚尖勉强着地,前胸贴着别人的后背,后背贴着别人的前胸。热浪从人群里蒸腾上来,她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
但她不退。
广播响了:"从武汉开来的37次特快列车已经进站——"
她的心跳猛地加速。
人群骚动起来,像水面被投了石子。出站口开始有人涌出来——先是一个两个,然后三三两两,然后成群结队。提着大包小包的旅客从通道里倾泻而出,脸上带着长途跋涉后的疲惫和抵达后的恍惚。
她踮起脚尖,目光越过无数头顶,往通道深处看。
人太多了。一片黑压压的脑袋,像收割后的麦茬地,看不出谁是谁。她被人群推搡着,几乎站不住,但她拼命稳住身体,脖子伸到酸疼——
然后她看见了他。
他比信里瘦。
这是她第一个念头。
第二个念头是:他晒黑了。
第三个念头来不及成形,因为他已经走出了通道,近了——近到她能看清他脸上的轮廓、眉骨的棱角、下颌的线条。他穿一件灰色的短袖衬衫,袖口卷到肘弯,露出晒成小麦色的手臂。左手拎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包的边角磨出了毛边。右手——右手空着,但五指微微蜷曲,像在握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他的目光在人群中搜索。搜索的样子很专注,眉头微皱,嘴唇抿成一条线——这个表情她太熟悉了,信里写过:"我遇到难题时,大概就是这副样子,你看了不要笑。"
她没笑。
她忽然发现自己在发抖。不是冷的——七月的北京热得像火炉——而是某种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震颤,像琴弦被拨动后的余震,细密、绵长、无法控制。
她张了张嘴,想喊他的名字。
没有声音。
嗓子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不,不是棉花,是七年积攒下来的所有那些信、所有那些读信的夜晚、所有那些写了又划掉的话、所有那些"大概"和"还好"。它们此刻全部涌到了嗓子眼,挤在一起,谁也不让谁,结果谁也出不来。
就在这时,他看见了她。
林启明看见她的那一瞬,脚步停了。
出站口的人流从他两侧涌过,肩膀撞着他的肩膀,行李蹭着他的腿,但他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了原地。
他看见了她。
白衬衫。灰色长裤。马尾。额头上细密的汗珠。眼睛——
她的眼睛和信里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