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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页）

五、余论

本章把近代四川学人的“蜀学论”放在一个稍长时段的地方社会文化史脉络中考察，以突显地方认同在学术文化层面上的表现。但是，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学者对这一地域性学术的描述，又不仅仅是地方视野所能涵盖的。王恩洋曾说：“四川是中华民国的一员，我们应将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其特殊之点在哪里，加以研究，同时加以表彰。”[138]实际上，各类有关“蜀学”的论述看似都是在强调蜀学的“特殊之点”，但其背后都有一个全国性背景，其重点无一不着落在“四川文化方面所贡献于全国者如何”这个问题上。换言之，只有在全国性的学术视野下，“蜀学”之特殊性才获得了其意义。不过，也正因如此，“蜀学”亦显得非常脆弱。由于四川地理条件的限制，其为学风气常与国内主流有异，而论学者又每执主流风气为准则，蜀中学问遂或有时无足称道。关键在于，即使是川内学人，也不能忽视这一大背景，故他们虽时能自坚信心，亦常怀焦虑。惟一旦国内学术风气转移，四川学者也可能乘势而起，后来居上，廖平在清季声誉鹊起，便是一例。但这种影响也是多元的，新文化运动后，四川反以保留传统取胜，则近乎“礼失求诸野”了。

另一个要解释的问题是，尽管学者对蜀学的认知并不一致，但文学与《易》（以及与之关系较密切的宗教）乃是四川学术的长项，却基本上是公认的。[139]近代四川《易》学似稍衰（但也未必，恐只是“沉沦下寮”而已），而文学艺术仍发达。金毓黻抗战时期入川，见到王缵绪（1886—1960）致张群（1889—1990）书，谓其“韵味极似东京，不知出何人手笔”，因而感慨：

今世非无美才，特伏处岩穴不肯出耳。吾华文章之士多出于蜀，亦以蜀士早见于史乘，如司马相如、扬子云其杰出者也。遗风不替，绵绵可接。今之文士，亦当以蜀为雄。岂以山川奇秀使然耶？蜀士如谢无量，以诗以书雄于时；如郭沫若，其学亦杰出；如张大千，以画雄于一世。求之南北各省罕有其匹，讵非明证？[140]

这里和汪国垣、胡先骕的看法一致，实际继承了自《礼记·王制》篇及《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人讨论地域文化的一个基本思路。这一观点看似不无“地理决定论”的嫌疑，且听起来也有些“玄妙”，几乎很少得到现代社会科学的认可，但仍应值得认真对待。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便特别注重地理、生态一类“不变的历史”对政治这一看起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的深层影响，但布氏的成名作《地中海和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实未曾将地理对历史的具体影响讲清楚。就此而言，中国传统从“天地寒暖燥湿、广谷大川异制”（《礼记·王制》篇语）的角度解析各地文化风习，恐怕仍是具有启示力的。

这也部分地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前边说过，四川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移民，故从某个方面看，今日的四川人与清代以前的四川人实际相差甚远，其文化亦确有不少改变。研究历史必须注意到这些变化。但另一方面，各个时代的四川文化面貌又分明呈现出一种不绝如缕的延续性，也是不容否认的。这种延续性从何而来？至少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首先便是地理的因素。人及其文化都是特定自然环境的产物，同时，尽管四川历史上经过多次移民，但其主体大部分保留着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在四川的自然环境和中国农业社会的生活方式没有发生大改变的情形下，产生类似的文化特色是可能的。[141]

其次，特定的区域历史感对地方文化形态的塑造力量也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本章指出的，近代四川学者由于感到蜀学的衰落而对四川历史和文献加以发掘、研究。这种研究凸显的地方特色无疑既是地方意识的一个表现，也进一步强化了地域认同。换言之，人们对历史上四川文化特色的认知，无可避免地参与了对此下四川文化面貌的塑造，成为区域文化延续性的一个重要条件。据云，吴之英“好诵司马相如、扬子云之文，曰：‘吾蜀人，当为蜀文尔。’”[142]即是地方认同造就学术取向的一个显例。[143]

进一步，这也涉及对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理论问题的认识。中国传统学术特别注重地理环境对文化的深层影响，直到近代不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梁启超还提出，中国现代学术的方向之一就是“分地发展”：中国幅员辽阔，兼有平原、海滨、山谷。“三者之民，各有其特性，自应发育三个体系以上之文明。我国将来政治上各省自治基础确立后，应各就其特性，于学术上择一二种为主干。例如某省人最宜于科学，某省人最宜于文学美术，皆特别注重，求为充量之发展，必如是然后能为本国文化、世界文化作充量之贡献。”[144]梁氏此处所云是有意的“规划”，一般所指某地之学则是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但他强调地理环境造成民性不同乃至相异的学术文化体系的思路，显然上承《礼记》、《汉书》等而来。本章征引的不少学者的议论，也倾向于从地理环境的因素解释蜀中文化的特色。

不过，近年来，有一批学者指出，这种区域文化研究的思路忽视了历史因素，带有“本质论”倾向。实际上，所谓某地之学或某地文化的概念本身即是在特定历史进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不是一个“透明”的术语，自不能拿来就用。[145]诚然，过去那种把区域文化总结为几个印象式的“特征”、再将其归因于当地特定地理环境的做法确实遮蔽了不少历史面向，显得过于简单和懒惰。“建构论”的批评在这方面是非常有力的。不过，我们也不应过于小视了地理因素的影响力。通过浸染和熏习的方式，它仍是塑造特定区域文化的一种重要力量。同时，更重要的是，人们对地理因素的认知本身也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而这种认知和人们对当地历史的认识（所谓“乡邦文献”之学）一起，塑造着地方认同和区域文化自觉。因此，对于区域文化研究来说，把“建构论”和“地理论”结合起来，恐怕是更为可行的方案。

[1]详细的讨论见胡昭曦、刘复生、粟品孝：《宋代蜀学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7年，第1～6页；粟品孝：《朱熹与宋代蜀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页。后粟品孝又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此前的若干具体判断做了修正，见《“蜀学”再释》，《蜀学》第3辑，成都：巴蜀书社，2008年，第51～56页。对“蜀学”的研究，参考胡昭曦：《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天府新论》2004年第3期。有关近代蜀学，见刘复生：《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宋史〉简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刘咸炘〈蜀学论〉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

[2]蒋寅认为，中国古典诗学中“地域概念的形成与实存无关，而与意识有关”（蒋寅：《原诗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240页），可与本章所见相互发明。

[3]曹抡彬等修、曹抡翰等纂：（乾隆）《雅州府志》，卷5“风俗”，四川大学图书馆藏1984年油印本，第37页。

[4]沈标远、吴人杰修，何苏、何烋纂：（嘉庆）《定远县志》，卷17“风俗”，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刻印时间不详，第59页。

[5]陈毅夫等修、刘君锡等纂：（民国）《长寿县志》，卷4“风土”，民国十七年（1928）石印本，第1页。

[6]廖平：《经话》，李燿仙编：《廖平选集》上册，成都：巴蜀书社，1998年，第458页。

[7]现代学者也继承了这一看法，如YuLi，“SogeduringtheMing-QingTransitionandtheDeeofSi'sClassiingintheEarlyQing，”LateImperiale1998，pp。26-55。

[8]陈韶湘：《义学记略》，收在罗廷权等修、马凡若纂：（同治）《仁寿县志》，卷5“礼教志·义学”，清同治五年（1866）刻本，第32页。

[9]白汝衡等修、熊世璁纂：（道光）《岳池县志》，卷18“风俗”，清道光三十年（1850）刻本，第1页。

[10]刘子敬修、贺维翰纂：（民国）《万源县志》，卷5“教育门·礼俗”，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第42页。

[11]自嘉庆十三年开始到光绪七年国史馆编成儒林、文苑、循吏列传14卷，收入197人，四川无一入选（参看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4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42～243页）。表明这一时期四川人物在全国的影响非常有限。

[12]黄崇麟：《寿栎庐丛书序》，收在吴之英：《吴之英诗文集》，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65、566页。

[13]吴虞：《王祚堂传》，收在《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37页。

[14]蒙文通：《廖季平先生传》，收在《经史抉原》（《蒙文通文集》第3卷），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第139页。

[15]廖平：《陆香初目录学叙》，《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1卷第2期，1932年9月27日，第12页。

[16]姜亮夫：《思师录》，收在王元化主编：《学术集林》第14卷，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17]陶亮生：《先师向先乔言行忆录》，收在成都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1988年第2期，第45页。

[18]张之洞：《书目答问》，范希曾编：《书目答问补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页。

[19]赵灿鹏：《蒙文通先生〈书目答问补正〉案语拾遗》，收在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蒙文通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文集》，北京：线装书局，2005年，第393～413页。

[20]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收在傅道彬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8、622页。

[21]萧印唐：《目录学丛考序》，收在《印唐存稿》，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92页。

[22]但萧文又说：“余于学无所窥，然慕其人，高其文，求其遗书，而十年不获其全”，也可知王氏其时的影响已有些“流风余韵”的味道。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收在《饮冰室合集》专集第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6页。

[24]李燿仙说，廖平平分今、古文，是知今知古，梁启超说“仅限于今文一隅，不免偏低了”（《〈廖平选集〉（上册）内容评介》，《廖平选集》上册，第19页）。是也。

[25]章太炎：《清儒（一）》，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页。

[26]邓实：《国学今论》，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341页。

[27]刘师培：《近儒学术统系论》，收在徐亮工编：《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第152页。

[28]庞俊：《记龚向农先生》，收在《养晴室遗集》，成都，自印本，1995年，第212页。

[29]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四版增订识语》，收在《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第5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