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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大的农民军（第1页）

壮大的农民军

崇祯七年（1634）十一月，崇祯皇帝曾作了一次较大的人事调整，那就是把陈奇瑜撤职查办，代之以洪承畴。

陈奇瑜在汉中因抚局失败而放跑农民军主力以后，崇祯皇帝并没有立即查办陈奇瑜，反而继续支持陈奇瑜，撤办那些被陈奇瑜指责为破坏抚局的陕西方面官员，如李嘉彦（宝鸡知县）、练国事及士民五十余人，并派遣李乔代替练国事出任陕西巡抚。

崇祯帝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希望陈奇瑜能将功补过，重新扭转战局；另一方面，说实在的，也是因为他根本没有认识到农民军脱离汉中险境后，能如此迅速发展，把局面搅成这种样子。

随着陕西局面的恶化，以及给事中顾国宝和御史傅永淳等不断弹劾陈奇瑜的主抚误事，崇祯帝终于发现陈奇瑜惹下了多大的麻烦。当时，陕西方面的官员对陈奇瑜意见最大，认为陈奇瑜不仅做事不力，贻害陕西地方，而且还反过来指责陕西方面的官员，使不少陕西官员士绅受到处罚。因此，陕西方面的言论大有置陈奇瑜于死地而后快之势。

不知这些陕西方面的人士当时有没有想到，陈奇瑜这个外省人，虽贻误战机，给陕西惹下麻烦，但农民军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陕西人。说到底，还是陕西人给陕西惹下了麻烦。

在各方压力之下，崇祯帝决心临阵易帅，下令逮捕陈奇瑜，同时任命洪承畴出任兵部尚书，持尚方宝剑，总督晋、陕、豫、川、楚诸省军务，全面负责围剿农民军之事。延绥、宁夏、甘肃三边的防务，仍由其负责。

洪承畴当时已是崇祯帝在西北的王牌。在起用陈奇瑜时，朝廷曾考虑过调用洪承畴负责剿“贼”事业，但因西北边防事重，不能轻易换人才作罢。崇祯七年（1634）五月，后金攻人宣大一线，洪承畴匆匆赴边作战，至闰八月才回师陕西，投入对农民军的作战。没想到在这节骨眼上，西宁（今青海西宁）发生兵变，叛军杀州官，逐守道，闹得很凶。洪承畴只得亲赴西宁平乱。他这一走，本已空虚的陕西，更是挡不住农民军的攻势，弄得农民军尽占关陇之地。

平定西宁兵变以后，洪承畴重回围剿农民军的前线，但此时农民军已逸出陕西，涌向河南，中州形势十分危急。

崇祯八年（1635）正月，崇祯帝诏令洪承畴率兵东出潼关，督各路兵马，在河南境内扑灭农民军。

为了支援洪承畴，崇祯帝调集各地兵马近八万人，进入河南地区。除此以外，归洪承畴统一指挥的还有当时已在的左良玉、陈治邦、乔国柱、张嶷、陈永福各部。不久，又有张全昌、曹文诏、秦翼明等部，以及从辽东调来的祖宽、邓圮等部进入河南参战。

除调兵遣将之外，朝廷还破例大发粮饷。崇祯帝拿出内帑二十万两，户部备饷七十八万余两，另留湖广新饷十三万两，四川新饷二万两，以供军用。

崇祯帝此次可谓是用尽了全力。他严令洪承畴必须在六个月内肃清农民军于河南。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农民军是如何应对的呢？

据说，农民军主力在崇祯八年（1635）正月初，就已移至荥阳（今河南荥阳，位于郑州之西），并召开了著名的“荥阳大会”，商讨应对之策。

在荥阳参加会议的是所谓“十三家七十二营”。所谓“十三家”，即老回回、闯王、革里眼、左监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横天王、混十万、过天星、九条龙、顺天王等。“十三家”可以说是当时河南境内的农民军主力。

据说，当时各家首领已侦知朝廷大兵压境，所以坐下来商讨对策。老资格的老回回首先提出：

农民军应该进入山西地区，以避锋芒。

张献忠（八大王）一听，立即反驳说，这是胆怯之举，并讥笑老回回。老回回很生气，与张献忠争执起来。这时李自成赶紧出面调解，并说了一段后来很是著名的话。他慷慨激昂地说：

“匹夫尚可奋臂争先，何况我们有十万之众！？现在我们的兵力是官兵的十倍，即使关宁（山海关、宁远）铁骑开来，对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眼下之计，只有分兵出击，各部分头杀掠，能否奏效则听命于天。”

众头目一听，齐声赞同。于是各部抓阉，确定进兵路线。依次是：

革里眼（贺一龙）、左监王向南，抵挡湖广之兵；

横天王、混十万（马进忠）向西，迎击陕西之兵；

曹操（罗汝才）、过天星（惠登相）分屯荥阳、汜水之间，防守黄河一线，防御开封、归德、河南、汝州诸府之兵；

闯王高迎祥、张献忠东向出击；

老回回（马守应）、九条龙等作为机动部队，策应各部；

后又担心横天王、混十万敌不住陕西过来的洪承畴诸部，便又以射塌天、改世王作其后盾。

于是，众头目于正月壬子日，杀牛马祭天誓师，约定所获金帛子女均分，然后分头出击。

这一史料的作者，是江南名士吴伟业。吴伟业虽是明末清初人，但始终没有真正接触过农民军。不过，他倒是撰写了一本专记陕西农民军的书，名叫《绥寇纪略》。上述的记载，就是出于此书，并入了《明史》，影响很大。

不过，如果参照一下当时农民军的水准和一贯做法，那么，这样一个有模有样的军事会议，是否真的召开过，就很值得怀疑！

不少人认为，这次会议根本就不存在，上面的记载只是个附会。具体的理由有这样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