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七年里,武庚也从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长成了一个二十二岁的青年,彻底褪去了少年的锐气,变得沉稳、果决、有勇有谋,成了子受与己妲最坚实的臂膀。
子受十七祀,子受正式下令,武庚以卿士身份入朝参政,位列三公之下,掌东部新拓疆土的治理与军政大权。这意味着,武庚不再只是一个储君,而是正式进入了殷商的权力核心,成了能独当一面的执政者。
这七年里,武庚始终跟着子受与己妲,打理朝政,推行新政,一步步熟悉着治理天下的权柄,也一步步坚定了对新政的信念。他亲眼看着,底层的奴隶、匠人,靠着新政改变了命运;看着漳水、淮水两岸,新开垦的荒田越来越多,百姓的日子越来越好;看着东夷诸部,再也没有起兵反叛,归附的部族越来越多。他终于彻底懂了,父王与王叔母要打破的,是吃人的旧制度;要建立的,是一个更强大、更公平的新殷商。
而他的妻子妘姜,始终站在他的身边,成了他最得力的助手,最默契的战友。
妘姜自幼长在淮水,懂东夷诸部的风土人情,懂他们的疾苦与诉求。她帮武庚制定了一整套安抚东夷部族、发展江淮农耕的政策:在江淮流域推广中原的农耕技术,兴修水利,开垦荒田;在东夷诸部设立官学,教中原的文字与礼制,打破夷夏的隔阂;在淮水沿线设立更多的互市,允许东夷部族与殷商平民自由贸易,废除苛捐杂税,让东夷百姓能安身立命。
夫妻二人联手,一个掌军政大局,一个定民生细则,用了七年的时间,将子受东征拓下的江淮千里疆土,治理得井井有条。淮水两岸,荒田变成了良田,年年丰收;东夷诸部,再也没有起兵反叛,反而纷纷归附,主动向殷商纳贡,派兵协助殷商镇守东部边境;江淮流域的青铜冶炼、造船技术,也飞速发展,殷商的国力,随着东部疆土的开发,愈发强盛。
可这一切,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为了稳住东部新拓的疆土,震慑东夷残余的反叛势力,殷商的主力大军,几乎都被牵制在了东方。飞廉、恶来、攸侯喜这些最能打的将领,也常年镇守在江淮、东夷边境,王畿之内的兵力,相对空虚,西方的崤函防线,更是只有少量守军,根本无法抵挡西岐的大军。
武庚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隐患。他曾多次向子受进言,请求抽调东部的部分兵力,回防西陲,防备西岐。可子受与己妲商议后,最终还是摇了摇头。
“庚儿,我们不能撤兵。”子受看着舆图上的东部疆土,沉声道,“江淮新定,东夷诸部只是暂时归附,人心未稳,一旦我们撤兵,他们必然会再次反叛,我们十几年的东征成果,便会毁于一旦。东部是殷商的粮仓、钱库,是我们与西岐决战的根基,绝不能有半分闪失。”
己妲也补充道:“西岐有姬昌在羑里,群龙无首,短期内绝不会贸然起兵。姬昌一日不出羑里,西岐便一日不敢与我们撕破脸。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彻底稳住东部,积蓄足够的粮草、兵甲,等将来与西岐决战时,才能有万全的胜算。”
武庚看着父王与王叔母的部署,最终还是点了点头,接受了这个安排。他能做的,只有拼尽全力,治理好东部疆土,为殷商筑牢这个最大的粮仓与后方,为未来的决战,积蓄足够的力量。
这七年里,武庚也从未放下对羑里姬昌的监视。他几乎每隔两三个月,便会亲自前往羑里,名义上是探视西伯侯,实则是监视姬昌的动向,核查他与外界的联络。
他亲眼看着姬昌在囚室中,日复一日地推演八卦,看着他始终恭顺谦卑,不露半分反意;也亲眼看着西岐的使者,一次次乔装打扮,来到羑里,与姬昌的随从私会,传递消息;更查到了姬昌身在囚室,却依旧能遥控西岐的军政大事,一步步收拢诸侯,扩充实力。
他终于彻底懂了,父王与己妲一直说的周人是殷商最大的隐患,到底是什么意思。姬昌可怕在他的隐忍,他的谋略,他那套足以颠覆殷商天命的思想。
武庚将查到的一切,尽数呈报给了子受,多次劝谏,要么杀了姬昌,永绝后患;要么将姬昌囚死在羑里,绝不能放他回西岐。子受虽对姬昌的动作心知肚明,却依旧碍于天下诸侯的舆论,始终没有对姬昌下杀手,只是不断增兵羑里,加强看守,杜绝姬昌与外界的联络。
而朝堂之上,微子启、箕子等旧贵族,看着武庚一步步成长,手握大权,成了新政最坚定的推行者,更是心急如焚。他们多次入宫劝谏子受,说武庚身为储君,当守先王之制,行仁政,安宗室,不该跟着大王与妖妃,行此悖逆祖制、败坏礼法的改革,更不该将过多的权力交给武庚,动摇宗室的根基。
可子受对这些劝谏,一概不听,反而愈发信任武庚,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了他,甚至让武庚代行王事,处理日常朝政。这让微子启等旧贵族,愈发绝望,与子受、武庚的矛盾,也愈发激化,再也没有了弥合的可能。
朝堂之上的权力博弈,意识形态的交锋,最终买单的,永远是底层的平民百姓。而羑里周边的百姓,更是在商周对抗的夹缝中,被反复压榨,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羑里本是一座小城,人口不过数千,百姓多以农耕为生,日子虽不富裕,却也能勉强糊口。可自从姬昌被囚于此,这里便成了殷商的重兵把守之地,七年里,驻军从最初的五百人,一次次增加,最终涨到了五千人。
五千驻军的粮草、兵甲、营房,还有繁重的劳役,全都压在了羑里周边的百姓身上。官府不断加征赋税,原本十税一的田赋,涨到了十税五;家家户户的男丁,都要被征去服劳役,修建营房、加固城墙、巡逻看守,一年到头,几乎没有时间耕种自家的田地。
帝辛十九年,羑里大旱,田里的庄稼几乎颗粒无收,可官府的赋税,却丝毫没有减免。百姓们交不上赋税,便被官兵闯进家里,抢走仅剩的粮食,抓走家里的男丁,罚做苦役。无数百姓,被逼得家破人亡,只能拖家带口,外出逃荒。
而另一边,周人的使者,为了联络姬昌,传递消息,也一次次来到羑里周边,滋扰百姓。他们为了不被殷商官兵发现,常常躲在百姓的家里,若是被官兵查到,这户百姓便会被按上“私通西岐、谋逆叛国”的罪名,满门抄斩。百姓们不敢收留,却又不敢得罪周人的使者,只能在两边的夹缝里,战战兢兢地活着,生怕哪一天,灭顶之灾便会落到自己头上。
羑里城外的小刘庄,有个叫老栓的农夫,今年四十岁,家里有老母亲,还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七年里,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征去服劳役,大儿子在修建营房时,从城墙上摔下来,当场摔死了;二儿子被抓去巡逻,遇上了周人的使者,被一刀刺死了。家里只剩下他一个男丁,靠着几亩薄田,养活一家老小。
这年大旱,田里颗粒无收,官府的差役却依旧上门催缴赋税,抢走了家里仅剩的半袋粟米,还把他拖去打了一顿,限他三日内交齐赋税,否则便要把他最小的儿子抓走,抵偿赋税。
老栓拖着一身伤,回到家里,看着饿得直哭的小儿子,看着哭红了眼的妻子,看着卧病在床的老母亲,终于撑不住了,坐在门槛上,捂着脸,失声痛哭。
“这日子,到底要怎么过啊?”他哭着,喃喃自语,“商王要防西岐,加赋税,抓劳役;西岐要救姬昌,躲官兵,害我们家破人亡。他们争他们的天下,斗他们的权谋,为什么受苦的,总是我们啊?”
没有人能回答他的问题。
他听过村里的行商说,商王是个暴虐的昏君,被妖妃迷惑,苛待百姓;也听过西岐的人说,西伯侯是仁德的贤君,等西伯侯出来了,就能救他们于水火之中。可他只知道,不管是商王,还是西伯侯,不管谁赢了,谁输了,他们这些底层百姓,永远都是被压榨的那一个,永远都是权力博弈的牺牲品。
夜里,老栓看着熟睡的家人,最终还是拿起了家里的绳子,走出了家门,在村口的歪脖子树上,上吊自尽了。他死了,家里便不用再交他的人头税,不用再抓他去服劳役,或许,家人还能靠着这点,多活几天。
像老栓这样的百姓,在羑里周边,还有无数个。他们在商周对抗的夹缝里,被反复压榨,走投无路,最终只能走向绝路。而他们的苦难,也被周人利用,成了子受“暴虐百姓”的罪证,传遍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