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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辑 拭目探真伪 假冒商品绝非现代人的专利(第2页)

明清时期,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经济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萌发阶段,商品意识日渐增强,社会风气日趋浮躁,造假欺诈层出不穷,几乎达到了巅峰状态。

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江南名城钱塘(今杭州),明中叶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描述了其弄虚作假之风说:“杭州风,一把葱,花簇簇,里头空”。

与杭州并称“人间天堂”的苏州,不仅杭州的那些市井伎俩,种种皆有,而且,造假造得更加花哨。时人叶权在《贤博编》说:鲜艳灿烂的假花、染成熟紫色的杨梅,还有乔装打扮的长毛假野鸡其实是母鸡插得毛,一句话骗你没商量。

这还不算最厉害的造假,诸如以黄泥掺红颜料搓成丸子冒充老鼠药,卖假药欺骗病人等等,比比皆是。

明朝的古董造假那也是非常盛行的。明人沈德符对当时的“假古董”是这样描述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有些文人也打造“古董”混生活。王伯榖(gu,三声)造假古董,不料自己以巨资购买的阎立本《醉道士图》竟也是伪作。明末名家陈继儒所秘藏的颜真卿《朱巨川告身》,也是后人临摹的赝品。看来名家也有打眼的时候。

乾隆十二年(1747年),纪晓岚在京城一家小客店中买了支蜡烛,居然点不着,原来蜡烛是泥巴做的,仅是外面敷了一层羊脂而已。

纪晓岚在京城还买了16块号称为明代制墨师傅罗小华制的墨,装在一个旧盒子里面,很像那么回事,回去一用,竟然是泥巴做的,只是表面染成黑色。

纪晓岚就琢磨,我怎么这么倒霉呢,不过这聪明人就是聪明人,比较善于总结,事后纪晓岚自嘲道,受骗的人要么是贪便宜,要么是图方便,受骗有原因。

纪晓岚说的确实有道理,俗话说“便宜就是当”,就是这个意思。

跟纪晓岚同时代的文豪钱文敏说,凡是便宜事,其中必有问题,怎么会有便宜的好事落到我们头上来呢?

古人,还有一种造假,跟现在也有点联系,那就是办假证的。

在中国古代,普通人是没有身份和地位的,身份证只是对有身份者有地位者而言,所以普通老百姓是不会拥有身份证的。

古代身份证上信息比较简单,如在唐代,一般就是“姓名”、“官职”两项,再细一点,将“单位”加上,不会有“出生时间”、“性别”、“身高”这些必须的内容。有的甚至连姓名也没有,就是一个物证。

这哪是身份证啊,简直就是名片吗?这得全怪古人的名片管理制度不严格。

虽然说出生年月啥的没有,但是它也有现代身份证上所没有的信息:如果持有者有兼职的,则要在上面写清楚。这种身份证实质是一种“官员证”,写有姓名的,在卸职后要交出来;未刻姓名的,则传给继任者。

古代和今天一样,确有假身份证,甚至出现连皇帝都敢骗的现象。为了防止这种事情发生,有的会在身份证上特别注明伪造和出借或冒用的严重后果,如明朝就规定,“借者与借与者同罪”;没有相应的身份证而去了不该去的地方(如混进后宫)、做了不该做的事情(如谎称当大官),则要“依律论罪”。

除了对身份证的管理、核对外,古人还有两种办法防伪——

一是设置身份证的“防伪标记”。古代身份证的防伪标记,也没有现在这么复杂,如鱼符类身份证,仅是为它配一个袋子,即所谓“鱼袋”。唐高宗李治当皇帝时是给鱼符配一个相对应等级的袋子,这种袋子当然是用来装符的,皇帝召见时,你有符还得有袋子。有意思的是,到了宋代,官员的身份证竟然只用当年的“防伪标记”来识别,即只用“鱼袋”,而把身份证的核心凭证——“鱼符”废弃了。

二是制作不同质地的身份证。即,不同级别的人,制作身份证所用的材料也不一样。仍以唐朝来说,制作鱼符的材料各不相同:亲王及三品以上官员的身份证,用黄金来做;五品以上官员身份证所用材料是白银;六品以下官员的身份证,质地则是铜料。鱼袋也据此使用相应的金、银装饰。到唐中宗的景云年间,则改为:凡着紫衣者用金饰,凡着红衣者用银饰。因为这些身份证是地位的象征,所以有的即便退休了仍能继续使用。

看来官做得越大,这玩意越不好伪造啊,真是冒充个亲王什么的,还给去做个金印。如果都做得起金印了,谁又去干做假证这种事啊。

现在,这个假身份证,假学历那是盛行于世。

但是,造假身份证,假学历的,要受到相应的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等法律规定,这种办假证的行为,将视情节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或者治安拘留和罚款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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