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五十分,天还没亮。
庄继红站在那棵梧桐树下,仰头看着它的树冠。枝叶层层叠叠地向上伸展,把灰白色的天空切成不规则的碎块。风从树冠中穿过,发出低沉的沙沙声,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看不见的地方轻轻翻动。
她在树下站了大约有五分钟,没有动,也没有说话。宋笙歌站在她身后两步远的位置,握着强光手电,光束笔直地射进树冠深处,把那些交错的枝丫照得轮廓分明。宋笙歌没有催她,也没有问她在看什么,只是站在那个位置,维持着光源的稳定。
庄继红往前走了一步,靠近树干,伸手摸了一下树皮表面,指尖沿着纹理向上滑了一段,在一处分叉处停了下来。那里有一道旧痕,边缘已经愈合,但表面有一小片区域的颜色比周围更深一些。她站在树干旁边,目光沿着那道旧痕向上看了许久,像是在确认它原来的形状和现在的状态之间还有多少没有被填补的空间。
“树冠上有东西。”她说,声音不大,但语气很确定,“不是最近才放上去的。”
宋笙歌把手电往上抬了一点:“什么东西能绑在树冠上?”
“绑不住。”庄继红说,“但能塞进去。”
树干侧面的分叉处有一个树洞,藏在几根粗枝交错的位置,被一层新长出来的树皮边缘半掩着。如果不是特意去找,路过的人根本不会注意到那里有开口。她把手伸进去,指尖触到的不是落叶或泥土,而是一个光滑的、硬质的平面——边长和手掌宽度接近,像是被裁过的塑料片。
她取出那片塑料片,上面只有一行字,是打印的,没有署名,像是提前很久准备好的:“门会自己打开。但你要记得,开完门之后,把灯关掉。”
庄继红翻到背面。背面还有一行字:“你找到我,是因为我一直在等你来找。而你知道我在哪儿,是因为你从始至终都知道那个门后面关着谁。你只是不敢承认自己早就知道了。”
庄继红站在树下,把那片塑料片翻过来看了三遍,然后收进外套内侧口袋里,没有立刻解释。她只是把手电重新打开,照着树洞口内部确认没有遗漏其他的东西,然后退后一步,把树洞外缘的落叶和树皮碎屑大致盖回原位,像是什么都没有被动过。
回到车里,庄继红坐在副驾驶座上,靠着椅背闭了一会儿眼睛:“那封信写给我的。不是偶然碰见的,是专门放在那里的。”宋笙歌没有立刻发动车子,只是把钥匙插进点火孔,但没有拧:“他算好了你会回来?”
“算好了。”庄继红说,“他知道我会找到那棵树,知道我会挖出第一层,知道我会回来挖第二层,也知道我会在第二次来的时候注意到那个树洞。”她睁开眼睛,转过头看着窗外已经亮了一线的天际,“他每一层都算过了。”
“他是指容渡?”
“不是容渡。”庄继红说,“容渡的遗言里提到过‘接替他的人’。那个人,比容渡更早就在做这件事了。容渡只是他选中的其中一个容器。”
她说完这句话就没有再补充。在路灯熄灭前的最后几秒,那片天光终于完全透过了云层。车内的视线不再受限于仪表盘的微光,所有东西都回到了本该在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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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九点,城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技术人员已经把那扇F-L-01-07铁门完全打开了。地下室的门后是一条横向的走廊,比之前看到的更窄,宽度大约只够两个人并排站立。走廊尽头是一扇木门,门上的油漆已经大面积剥落,边缘露出一层泛黄的旧漆,像是最早刷上去的颜色是米白色。
庄继红站在那扇木门前没有立刻推门。光线从走廊进入侧壁的间隙和已破损的检修孔里渗进来,在木门表面投射出几道不连续的暗影。木门内部没有明显的声响,只有空气被封闭太久之后特有的那种滞留感。
她伸手握住门把手,轻轻转了一下,转得动。门没有锁。
里面是一间大约十平方米的房间,没有窗户,四面墙壁都是米白色的旧涂料,靠近天花板的位置有一道浅色的水渍痕迹,像是多年前渗过水又干透了。地面是水泥铺的,中间有一张铁质办公桌。桌上放着一个档案盒,盒盖上写着年份标签:“1996-1998”。
庄继红走过去,没有犹豫,直接把盒盖打开。里面的纸张按时间顺序排列,最上面是1996年7月的一页。标题栏写着“市第一医院妇产科住院部,产后抑郁专项观察记录”。
她翻到其中一页,停下。
那一页记录着邵青的名字。旁边的备注栏里,有一行铅笔写的小字,字迹和正文字体完全不同,像是在后来某个时间才补上去的:“1997年4月,患者之子被家属领走,未登记去向。未向院方提交正式通知。后确认该子已死亡,死亡证明未留底。”
庄继红的目光停在那行字上,没有移开。她没有回头,只是把手上的纸页放回原处,压平了页角。“另一个孩子没有活下来。”
“有人把那个孩子带走了,然后说他死了。但那份死亡证明没有留底。”
宋笙歌没有接话。她站在她身侧,目光落在档案盒的侧面,像是在等她把后半句话说完。庄继红没有说后半句话。她把那一页夹在指间停了一会儿,然后把它和其他材料叠在一起,把档案盒重新合好,贴着桌面推回原位。
“他说那扇门后面关着的人,不是邵青。邵青走了,但另一个人没有走。那个人一直待在一间没有被记录在系统里的房间里,等着有人来开那扇门。”
窗外的光线微微移动了一下,把那道倒映在墙面的影子拉得更长,又慢慢收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