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渡睁开眼睛,拿起自己的手机,打开备忘录。那几行字还在——窗外的树还没有发芽。今天发了。他窗外的树,不知道发了没有。他的手腕不疼了。我说不疼,就是不疼。今天没有粥。明天补上。他在。温的。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她说,哥在尽头等她。”——完——尽头……宋晚走后的第三天,电话来了。不是沈渡的,是院子里那部座机。沈渡正在给绿植浇水,听到铃声,手指顿了一下。座机从来没有响过,从他在这个院子里住下的第一天起,那部座机就像一件摆设,安静的,落满灰的。他放下水壶,走过去,拿起听筒。“沈渡。”还是那个沙哑的、像很久没喝过水的声音,“明天下午两点,城东废弃车站。你一个人来。带上手机。”“傅司珩呢?”“你来了就知道。”电话挂了。沈渡握着听筒,站在那里,听筒里是嘟嘟嘟的忙音。他把它放回去,走进书房,打开抽屉。那个黑色盒子还在,里面是那张泛黄的照片,年轻的女人,白色的裙子,被风吹起的长发。他拿出来,看了很久。然后把照片装进口袋,走出书房,走上二楼,走进自己的房间。他换了一身衣服。黑色的卫衣,黑色的裤子,黑色的运动鞋。他从衣柜最底层翻出一样东西——一把水果刀,窄的,小的,从厨房拿的,一直藏在衣柜里。他把刀装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他走出房间,下楼,走进厨房,打开冰箱。粥还有,昨天的,保鲜盒里,盖着盖子。他拿出来,倒进锅里,开了最小的火,慢慢地热。锅铲在锅里慢慢地搅,米糊在锅底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蒸汽升起来,模糊了他的脸。他把热好的粥盛到碗里,放在托盘上。不是给傅司珩的,是给自己。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端着那碗粥,一勺一勺地吃。粥是咸的,但他没有放盐。他不知道为什么是咸的,也许是因为眼泪掉进去了,也许是因为他在想一个人,想到嘴里都是咸的。他把碗放下,拿起手机,打开备忘录。那几行字还在——“窗外的树还没有发芽。今天发了。他窗外的树,不知道发了没有。他的手腕不疼了。我说不疼,就是不疼。今天没有粥。明天补上。他在。温的。她说,哥在尽头等她。”他在下面又写了一行。“明天,我去尽头找他。”他把手机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到书房,把那盆绿植从窗台上拿下来,端在手里。叶子比上周又多了两片,嫩绿色的,在阳光里微微发亮。新叶子从两片老叶子之间钻出来,很小,很薄,像一个刚学会呼吸的孩子。“不知道。”沈渡叫它的名字,“他不在,你要好好长。我明天可能不回来了。但你会回来的。他回来的时候,你要比他走的时候更高。”他把绿植放回窗台上,转身走出书房。天亮了。沈渡没有睡。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从黑夜坐到天亮。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他的手上,照在虎口上那条已经快要看不见的白线上。他低头看着那道疤,它还在,很淡,淡到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但他知道它在,和傅司珩无名指上的那道疤一样,和那条永远不会断的线一样。他把拇指按在虎口的白线上,画了一个圈。和每天晚上一样。他站起来,走出门。院子里的树在晨风里轻轻晃动着,鸟在窝里叫,叫得很急,像在催他。他锁上门,走下台阶,走出院子。城东废弃车站很远。坐公交车要转四趟,路上将近四个小时。沈渡没有坐公交车,他叫了一辆出租车。不是因为他有钱,是因为他怕来不及。司机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话很多,从上车开始就一直说。“小伙子,去废弃车站干嘛?那边早没人了。”“找人。”“什么人会在那种地方?”沈渡看着窗外,树一棵一棵地往后退,发了芽的,没发芽的,活着的,死了的。“一个很重要的人。”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有再问。车开了很久。久到窗外的树从深绿色变成了嫩绿色,从嫩绿色变成了灰白色,从灰白色变成了没有颜色。废弃车站到了,灰色的水泥框架裸露在外面,窗户是黑洞洞的,没有玻璃,没有门,只有风从空洞里穿过的呜呜声。和那栋烂尾楼一模一样。沈渡付了钱,下车。出租车开走了,引擎声渐渐远去,消失在灰白色的天空下。沈渡站在车站前面的空地上,仰着头,看着那栋废弃的建筑。它比那栋烂尾楼更大,更空,更冷。窗户像无数只黑洞洞的眼睛,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