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与夏洛克·福尔摩斯共同生活的那些年里,贝克街二二一B号收到过许多不寻常的东西。其中有一只装着两枚人类牙齿的烟盒,一条几乎使哈德森太太辞退我们的小蛇,以及一份寄件人坚称必须浸在牛奶里阅读的遗嘱。
然而,在一八八一年那个有雾的十一月夜晚以前,我们还从未收到过一个孩子。
那天晚上,我的朋友正在研究烟灰。
为了这项研究,他占用了餐桌、两只茶碟,以及我原本打算吃完的半块面包周围的全部空间。我曾指出,将四种烟草的灰烬排列在晚餐旁边,并不能改善它们各自的气味。他对此表示同意,随即把第五种倒了出来。
到九点半时,我放弃了晚餐,坐到壁炉旁看报。
福尔摩斯蜷在对面的扶手椅里,手中拿着放大镜,膝盖上是一张写满了字的纸。他的拖鞋尖抵着炉栅,一只长而瘦削的手偶尔伸向烟草罐。我注意到,他每次伸手,都不需要把眼睛从纸上移开。
“你知道吗,”我说,“哈德森太太下午问过我,餐桌上的东西是不是会传染。”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会。”
“完全正确。”
“我还说,晚饭以后就能清理干净。”
他抬起头来。
“我的好华生,你不应该对自己尚未掌握的事情作出如此肯定的判断。”
门铃恰好在这时响了。
我把报纸折起来。
“这件事至少是可以肯定的。有人来了。”
福尔摩斯看了一眼钟。
“九点四十三分。恐怕不是个好消息。”
“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好消息通常不至于使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出门。”
我承认,这一次他的解释颇能令人信服。
那晚的雾浓得出奇。它不仅封住了窗外的街道,仿佛还从门缝和窗框间慢慢渗进屋里,使灯焰周围浮着一圈淡黄色的晕。外面每隔几分钟便传来一阵车轮声,然而从窗口望去,连街对面的门牌都瞧不见。
哈德森太太已经回了自己的房间。我拿起烛台下楼,心想,无论门外的来客带来什么麻烦,只要他肯让我的朋友暂时离开那些烟灰,我都会真诚地欢迎他。
门外没有人。
我将烛台举高,向左右望了望。一辆马车正在街口转弯,红色尾灯很快便没入雾中。近处只有滴水的栏杆和一段湿亮的人行道。
“有人吗?”
没有回答。
随后,我听见脚边发出一声很轻的哼唧。
门阶上放着一只柳条篮子。它靠着门框,位置很巧,我开门时几乎没有碰到。篮柄用一块布巾缠着,边缘盖了一条深色毛毯。刚才的声音,正是从毯子下面传出来的。
我俯身掀开一角。
一双眼睛望着我。
我有过行医和随军的经历,自认不至于在突发状况面前失去镇定。但我必须承认,发现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躺在自家门阶上,与在病房中遇见一位事先挂好号的病人,仍然是很不相同的。
孩子的鼻尖冻得通红。他张了张嘴,仿佛打算提出某种抗议,却只发出一声疲倦的抽噎。一只小手从毯子里伸出来,抓住了我的袖口。
那只手冰凉。
我立即将烛台放在地上,伸手把他抱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