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时达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他攥着成绩单的手松开了,又攥紧。他看着余冠英,又看看余涛,那张跟自己一模一样的脸上,写满了愧疚和恳求。
"……行。"田时达听见自己说。声音干得像砂纸。
余冠英长出一口气,眼眶红了:"时达,妈对不住你。等以后……"
"不用。"田时达打断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了停,没回头,"妈,明年考上人大,我不用家里一分钱。"
门在他身后关上。余冠英坐在椅子上,终于哭了出来。
余涛张了张嘴,想叫弟弟,但田时达已经走远了。那天晚上,余涛躺在自己床上,看着天花板,一夜没合眼。
田时达走出家门,沿着湘江走了很久。夏天的风又黏又热,江面上漂着几艘运沙船。他走到一座桥中间,扶着栏杆往下看,江水浑黄,打着旋儿往东流。
他想起二姨家那个小阁楼,自己住了十一年的地方。想起每次考试拿了第一名,二姨夫说"不错",然后去给表哥夹菜。想起小学家长会,永远是二姨去,老师在门口问"你是孩子妈妈吧",二姨含糊地点头。
他想,我这辈子是不是就注定是那个被让出去的人。
然后他想起《高等数学导论》扉页上自己写的字——"田时达,北大。"虽然最后考上的会是人大,但北京、北京,那个方向是对的。
他从书包里摸出那张皱巴巴的成绩单,看了很久,然后一点一点撕碎了,撒进江里。碎纸片在浑浊的江水上浮浮沉沉,很快就看不见了。
二零零四年夏天,田时达以"田一达"的名字参加了第二次高考。这一次,他考了638分,中国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二姨家那天,二姨夫破天荒给他炒了三个菜。
田时达收了通知书,没回余冠英那儿。他给余涛打了个电话,对面响了很久才接。
"哥。"
"……时达。"
"我考上了。"田时达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余涛的声音有点哑:"恭喜你,弟。"
"嗯。"
又是沉默。田时达想问问余涛在湘潭大学过得怎么样,想问问妈身体好不好,但他张了张嘴,什么都问不出来。最后他说:"我挂了。"
"等等,"余涛叫住他,"时达,那个……谢谢。"
田时达握着话筒,指节泛白。"不用。"他说,"你是我哥。你过得好就行。"
挂了电话,田时达在二姨家的院子里站了很久。九月的天开始凉了,石榴树上挂着一颗颗青里透红的果子。他伸手摘了一个,没洗,咬了一口,酸得牙根发麻。
他把剩下的半个石榴搁在墙头,回屋收拾行李。明天一早的火车,去北京。
北京。他要去的地方,是那个在地图上看了无数遍的首都。从此往后,他要活成田一达,一个崭新的名字,一个新的人生。旧的那个田时达,已经随着湘江的碎纸片流走了。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被他让出去的湘潭大学名额,将改变余涛的一生——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一路向上,直到站在中国金融系统最高的那些楼里俯视众生。他也不知道,二十多年后,那座楼会因为他今天这个电话、这一声"不用",轰然倒塌。
他更不知道,二十七年后,自己会在北京朝阳区一间逼仄的周转房里,看着电脑屏幕上"湘潭大学启动调查通知书"几个字,手指发抖,眼泪掉在键盘上。
但那都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此刻,二零零四年九月十二日,长沙火车站。田一达背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踏上北上的绿皮火车。汽笛拉响的那一刻,他贴着车窗往外看,站台上送行的人很多,但没有余冠英,没有余涛。
他闭上眼。
火车哐当哐当地开起来了,窗外的景物开始后退。湖南的田野、水塘、低矮的瓦房,一片一片往后掠去。田一达睁开眼,觉得自己像一只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鸟。不对,不是放出来的。是自己挣开的。
他摸了摸左脚踝,光滑的皮肤底下是骨头,没有胎记。余涛才有胎记,他记得。从今往后,他是田一达了。跟那个左脚踝有胎记的、寄养在二姨家的、让出录取通知书的田时达,再没有关系了。
火车的轰鸣声里,田一达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玻璃上,轻声说:"北京,我来了。"
窗外的湖南大地无声后退。二零零四年的秋天,就这样来了。
(第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