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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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只有拉达能让他态度软化，把他从书桌旁拽走。在芝加哥，他会带她去进行他所谓的“公路旅行”。其实，那只是开车绕着街区转十分钟，直到她睡着。她六七岁时，他们搬到了剑桥。她会走进他的书房，抬起她的大眼睛盯着他，说：“公路旅行，爸爸？”他们会开车绕着东安格利亚乡村，进行更远的“公路旅行”。拉达坐在后座上，叽叽呱呱说个不停。

数年后，他决定告诉她一些生活事实。

“西方拥有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他说，“但消耗了世界百分之八十的资源。”

他怀疑他的话没有多大效果，直到整整三个星期后。他当时站在她的卧室外面。她正在和两个来过夜的朋友玩耍。

“你们知道吗？”他听见她说，“美国吃了世界百分之八十的粮食，凭借只有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

很接近了，他想。

拉达曾一直效仿钱德拉。在他的孩子中，她最具冒险精神，最为叛逆。十六岁的时候，她把她的头发理成了时髦的、直挺挺的发束，脖子上套着一个狗项圈。但是，即使在那时，他仍觉得，他理解她。然而，等到了十八岁，她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少了。每个人都让他放心，说这很正常。她正在为上大学、生活作准备。等准备好了，她就会回来。

问题是，拉达并没有直接上大学。在收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她就宣布，她打算在夏天一个人去印度。钱德拉象征性地反对了一下，但她的想法其实让他很激动。他经常批评他的孩子太西化，因为苏尼甚至连稍微辛辣的东西都不吃，拉达总是发错她的姓氏的音，贾斯敏根本讲不了钱德拉讲得很流利的四种印度语言。那不是他们的错，但他骨子里是个民族主义者，又不肯压抑他的情感，无法克服他对自己率先参与跨大西洋人才大流失而感到的内疚。他希望他们作为一家人能够多去印度看看，但这不仅对珍妮不公平，对孩子们也不公平，因为他们的朋友会去欧洲或夏威夷度假。

“我真的以为你没弄明白，查尔斯，”珍妮说，“她不是个寻根的印度女孩。她是个寻求行动的西方女孩，而那意味着毒品。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钱德拉听进去了，但确定不了。对他来说，拉达的确拥有印度的一面，因为她不顾社交礼节，说话直来直去，仿佛她没觉得自己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她的肢体接触也可以反映出这一点。她不等他提出来，就会帮他按摩额头。她接触孩子是通过触摸，而非通过英国那种不自然的模仿儿语。事实上，他急于看见经历对他女儿的影响。没错，他断定，拉达应该去印度。那不仅在文化上势在必行，甚至在道义上也是如此。

拉达带着一份他的朋友和亲戚的名单出发了。这份名单是从他的旧通信录中拍摄下来的。他的朋友和亲戚遍布印度各地，从特里凡德琅到大吉岭。她将孤身旅行六个星期，然后在八月份去德里见钱德拉，因为他要在那里参加一个会议。他将带她去看他过去常去的地方。说真的，他在德里经济学院太勤奋了，其实哪儿也不常去，但他可以瞎编乱造。到了那时，说不定她已发现自己喜欢的地方，还会说印度语，终于明白她的父亲来自哪里。她会搂住他说：“好吧，爸爸，我现在懂了。”他会弄乱她的头发，和她一起跳上一辆开着空调的大使车，前往阿格拉或杰普尔。他会给她解释，在全球化经济的背景下，人力资本密集出口促进策略为什么是唯一可行的发展之路。

如果不是因为普拉卡什，那么这一切原本都可能发生。

钱德拉和他哥哥的关系一直都不亲密。普拉卡什年长五岁，严肃，书呆子气，脾气大。钱德拉十二岁的时候，普拉卡什就离开了大学。自那时起，他们两个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然而，等到钱德拉三十多岁，情况明朗了：普拉卡什讨厌他。钱德拉不明白个中原因。普拉卡什从没想过离开印度，或做学问。他读了三年博士就不读了，成了一个职业政治激进分子。他先是在戒严时期短暂入狱，然后开始写作。

普拉卡什的第一本书比钱德拉自己的第一本书《第三世界何以重要》晚出一年，书名也相近：《不要给第三世界颁发铜牌》。但是，普拉卡什的书市场表现很差，不仅没有获得国际发售，在印度卖得也不好。钱德拉的书反响强烈，好评、差评无数。普拉卡什的书则被多数评论家完全忽视，要不就遭受冷落。

那时，两人都写了几本书。但是，普拉卡什从未赢得过钱德拉那样的名望。他在年轻人中比较吃香，他们喜欢他那种绝不妥协的态度、赤手空拳的辩论风格，但在他的同辈中，他被视为一个虽然性格鲜明但精神失常的人物，以穷人和被压迫者的名义高举他自己的旗帜是他的主要目的。当他的同道中人发现，他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通过为世界银行提供咨询挣了不少钱（这是钱德拉给他找的活儿，但他从来没有感激过），他的名声更臭了。

普拉卡什从未去过美国或英国。他总是说：“我对资本主义国家不感兴趣。”但钱德拉怀疑他是怕自己能力不足，适应不了另一种文化的规范，怕他的反殖民愤怒会暴露为一种很深的自卑感，从而证明他根本不是和西方过不去，而是在和他自己过不去。

如果钱德拉去拜访哥哥，那么一般要不了十分钟，他们就会发生争执。随便说一句什么，都会被认为是含沙射影。要一杯茶，有可能引发一场关于孟山都公司和“大糖”的辩论。聊聊天气，有可能导致对京都议定书的伪善进行连篇累牍的指责。就算一言不发也不行，因为普拉卡什会抓住这个机会，解释钱德拉的世界观为什么有高级殖民洗脑之嫌；为纠正钱德拉的谬误，他接着会出于手足之情，一口气说上几个小时，对钱德拉进行无情的再教育。

在钱德拉的父母死后，普拉卡什成了他最近的亲属，但他们的“争吵”（珍妮的说法，钱德拉认为她这么措辞不公正）使所有拜访都成了痛苦、冗长乏味的事情。普拉卡什的妻子莫诃尼（医生，说真的，她是家里唯一的顶梁柱）减轻了这种痛苦，但在他拜访期间，她一般话很少，就那么看着，脸上的表情同情多于不以为然。这一次，钱德拉希望拉达的在场能让普拉卡什显得比较有人情味一些，因为普拉卡什膝下无儿无女。有拉达在场，普拉卡什也许就不会“怒发冲冠”（他的头发已所剩无几），而是会吃冰激凌，讲笑话，参观动物园。

等到钱德拉抵达时，拉达已经在德里待了三个星期。他原本计划下午到，但航班晚点，直到午夜后，他才抵达沙克德。

开门的是普拉卡什。他穿着在礼节上不够得体的晚装（印度土布长衫，不合身的牛仔裤），手里端着一杯朗姆酒。说来新鲜，他留了大胡子（十八个月前，在钱德拉上次见到他时，他还在炫耀他斯大林式的小胡子）。不过，他依然精瘦，像个小青年。即使暴饮暴食，他也从来都没胖过。这也许是经久不息的怒火造成的。

“我给你带了一些威士忌。”钱德拉说。

“好的。”普拉卡什说。那是他表示感谢的方式。

“莫诃尼在哪儿？”

“**。她需要早起。”普拉卡什拍了拍钱德拉的肩膀，“来呀。你女儿在这儿。”

拉达坐在沙发上，穿着和普拉卡什一模一样。她不仅手里也端了一杯朗姆酒，还夹了一根香烟，看上去很扎眼。她在看放在她膝头的那本书，目不转睛。就连钱德拉站在她面前、盯着她，也是如此。但是，等到她抬起头来看时，他明白了。

那个他曾开车载着在芝加哥郊区转的女孩，那个后来佩戴狗项圈、听朋克摇滚乐的女孩，那个他唯一可以聊聊经济学、同事，有时候甚至自己妻子的女孩，不见了。那双他十分熟悉的栗色大眼睛流露出一种舍我其谁的眼神，仿佛她的脑子里装的全是他根本理解不了的东西。没错，拉达没成为一个瘾君子，也没有找到她的根。她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是一个“普拉卡什主义者”。

次日傍晚，当钱德拉从研讨会上回来，争执便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莫诃尼在家，他很高兴见到她。她在厨房里为所有人做晚饭，尽管刚倒过来十二个小时的时差，他还是过去帮忙了。他们把食物送进客厅，都抱怨说累得够呛。争吵就这样开始了。

“这是资产阶级的累，”普拉卡什说，“有些工人自昨天起就一直坐在机器旁边，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管他资产阶级不资产阶级，”莫诃尼说，“反正我累了。”

钱德拉笑了。这是来自房子里另一个出过力的人的同情的笑。

“就连共产主义者也累呀。”钱德拉说。

“那取决于你的定义。”普拉卡什一边说，一边把他的烙饼从中间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