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临走向阿苗的工位。阿苗正坐在那里,面前摊着一堆打印出来的监控截图,她的眼睛红红的,是熬夜熬的。看到江临走过来,她抬起头,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江顾问?有什么事?”江临站在她面前,双手插在口袋里,姿态和平时一样松弛,但他的声音不一样了。那个声音里少了一层平时总会带着的温和,多了一种更直接、更紧迫、几乎可以说是锋利的东西。“帮我查一个人。”他说。阿苗的手指在键盘上停住了:“谁?”“沈鹤亭。”江临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语速比平时慢了一些,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像是在确认自己的发音是否正确,又像是在用舌尖称量这个名字的重量,“沈,鹤,亭。六十岁左右,精神科医生。十八年前在海滨城精神病院工作。十五年前,死于车祸。”阿苗的手指已经开始敲了。她的手指很快,在键盘上跳动的声音像一连串细小的、急促的鼓点。她一边敲一边问:“有更多信息吗?身份证号?籍贯?”江临摇了摇头。他不是不知道,是不能说。他知道沈鹤亭的身份证号,知道他的出生日期,知道他的籍贯,知道他父母的姓名,知道他毕业的学校,知道他发表过的每一篇论文的标题和期刊号。他知道沈鹤亭的一切,像病人知道医生的每一次问诊记录一样。但他不能说出来,因为他没有理由知道这些。“先从最基本的查起。”他说,“公安系统里的户籍信息、车辆登记、通信记录、银行流水。十五年前的交通事故档案,去交管部门调。他的死亡证明,去民政局查。凡是和他有关的,都查。”阿苗的手停了一下。她抬起头,看着江临。她注意到江临的额头上有了一层薄薄的汗珠——在这种十一月、开着空调的房间里,不应该出汗。“江顾问,这个人……很重要?”江临没有回答。他的目光越过阿苗,落在她身后的墙上。墙上贴着一张海滨城市的地图,上面用红色图钉标注了两个案发地点和一个疑似基地的位置。那些图钉在灯光下闪着红色的光,像三只眼睛,看着他。“很重要。”他说,声音很轻。阿苗没有再问。她低下头,手指继续在键盘上敲了起来。江临转身走了。他走到走廊的尽头,站在那扇可以看到停车场的窗户前。外面是灰白色的天,没有太阳,没有云,只有一片茫茫的空。停车场里,陆沉舟的车还停在那里,黑色的suv,车顶上落了一层薄薄的灰。他把手伸进口袋,摸到那个小本子。他没有打开,只是用指腹感受着封面的纹理,感受着那些被他的指甲压出来的凹痕。“沈鹤亭。”他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嘴唇没有动。这个名字在他心里装了十八年,像一颗没有引信的炸弹。他以为它永远不会爆炸了,以为时间已经把火药都潮解了,以为八千公里的距离已经让它变成了一颗普通的、无害的铁疙瘩。但周远说“老师还活着”的时候,那颗炸弹的引信重新被点燃了。他听到了引信燃烧的声音,嘶嘶嘶嘶,像一条蛇在草丛里爬行,越来越近,越来越响。他不知道爆炸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但他知道,这一次,他不会再一个人面对了。江临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备忘录,在最新的一行字下面又写了一行:“周远说‘老师还活着’。我让阿苗查沈鹤亭。他听到了‘老师’这个词。他的手抖了。”他看着这行字,看了一会儿。然后他没有删掉,只是把手机揣回口袋,转身走回了办公室。审讯室里的周远还在笑。单向玻璃后面的小刘关掉了录音设备,揉了揉酸涩的眼睛。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早上七点四十五。他已经在审讯室外站了将近四个小时,腿都麻了。他伸了个懒腰,正打算去接杯咖啡,目光无意中扫过单向玻璃,停住了。周远在看他。不,不是在看他,是在看他身后的某样东西。周远的头微微偏着,目光穿过单向玻璃,落在一个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到的方向。他的嘴角还挂着那个笑容,但眼睛里的光变了——不再是兴奋的、满足的光,而是一种更安静的、更遥远的、像一个人在看着远方地平线的光。他的嘴唇在动。小刘读出了他说的那两个字——“老师。”然后又说了两个字:“等着。”周远说完这两个字,闭上了眼睛。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近乎安详的表情,像一个在长途跋涉后终于可以坐下来休息的旅人。他不知道等待他的是什么,但他不在乎。他完成了他的任务——说出了那句话,传递了那个信息,点亮了那盏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