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秀兰的儿子姓周,叫周建国,五十出头,在城北开一家五金店。林知意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在卸货,背景音是哗啦啦的金属碰撞声。听明来意之后,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说:“你等一下。”
金属声消失了,他大概是走到了店外面。再开口时,声音里的嘈杂被风吹散了一些。
“我妈……她最近怎么样?”
林知意说了赵秀兰的近况。说到她每天涂口红、问工会的车来了没有、反复提起一个叫“小周”的人。电话那头的呼吸声停顿了一拍。
“她又在问小周了。”周建国说。不是疑问句,是陈述句,像是在说一件他知道迟早会发生的事。
“能见一面吗?”林知意问。
周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不是拒绝的沉默,是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开口的沉默。然后他说:“行。你来店里吧。有些东西,给你看看。”
城北的五金店不大,门头上挂着一块褪色的红字招牌,卷帘门只拉了半截。林知意弯腰钻进去的时候,周建国正蹲在地上整理一箱膨胀螺丝。他是个身形敦实的中年男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格子衬衫,袖口卷到手肘,手指粗糙,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机油印。他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给林知意搬了一把折叠椅。
“你刚说——我妈还在问小周?”
“每天都在问。”林知意坐下,“她记得1962年的文艺汇演,记得自己是领唱,记得小周夸她好看。但她认不出你。”
周建国没有接这个话。他转身走到收银台后面,从柜子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有点锈了,打开时发出很涩的金属摩擦声。里面不是饼干。是一本旧日记本,封皮是墨绿色的,烫金的“日记”两个字褪得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封面的边角被磨圆了,纸页泛黄,但保存得很完整,没有任何折角或污渍。
“去年整理我妈房间的时候翻到的。”他把日记本放在林知意手里,动作很轻,像是拿着的不是纸,是别的什么东西。“她搬来跟我住的时候,我让她把不要的东西扔了。她扔了很多东西。唯独这个盒子,她塞在床板底下,没让我看见。”
林知意翻开日记本。纸页很薄,翻起来有脆脆的声响。字迹是钢笔写的,墨水褪成了深褐色,一笔一划都很工整,带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书写习惯——繁体字,竖排,标点符号用得很节约。她翻了几页,大多是日常琐事:今天织了多少布,食堂中午吃了什么,宿舍上铺的姑娘又打呼噜了。每篇都不长,语气平淡,像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强迫自己每天写几行字。
然后她翻到了那一页。
日记本中间夹着一张照片。二寸,黑白,边缘裁成了波浪形。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眉清目秀,穿白衬衫,头发梳得很整齐。他在笑,嘴角微微往上翘,有点腼腆,像是面对镜头不太自在。照片背面有一行字,墨水的颜色比日记里的深,像是后来才添上去的。字迹是同一个人的,但笔速更慢,用力更重——“1965。夏”。
“小周。”周建国说。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复杂,像是念出一个在舌尖上搁了很多年、一直没找到机会放下的词。“我从来没见过他。我妈从来没提过这个名字。一次都没有。我活了五十多年,从来不知道我妈心里还住着一个人。”
他坐回折叠椅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在手指间转了两圈,没有点。五金店的卷帘门半开着,外面的阳光在地面上切出一条明亮的横线,灰尘在那道光里缓慢地浮动。
“她跟我爸是1967年结的婚。别人介绍的。我爸是个老实人,在供销社上班,不抽烟不喝酒,一辈子没对她说过一句重话。日子过得平平淡淡,不算好也不算坏。我小时候觉得我爸妈感情挺好的,从来不吵架。”他把烟夹在耳朵后面,“后来我才想明白。不吵架,不一定是因为感情好。也可能是因为她没指望过。”
他低下头,手指捏着鼻梁,用力地揉了揉。
“小周是1966年夏天走的。河里救人。溺水的人捞上来了,他没上来。走的时候二十三岁,跟我妈订婚才两个月。”周建国说这些话的时候语速很快,像是想赶紧把这段不属于他的人生翻过去,“我妈从来没跟我们提过这件事。从小到大,我从来没听过‘小周’这两个字。她把我爸照顾得很好,把我养大,上班、退休、带孙子。她这一辈子看起来什么遗憾都没有。”
他停下来。手指从鼻梁上移开,眼眶是红的。
“然后去年我翻到这个。一张照片,一个日记本。所有的日记——从1963年到1966年——每一篇最后一句都是同一句话。‘今天也想你了。’1966年8月之后,日记断了。后面的半本是空的。她再也没有写过。”
五金店里安静了很久。外面有一辆摩托车突突突地经过,卷帘门的影子在地上晃了晃。
“我妈这一辈子,”周建国把耳朵后面的烟取下来,拿在手里折成了两截,“藏了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