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第二章 圈子（第1页）

办公室的政治，从来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它像南疆春天的沙尘，是一点一点积起来的——先是空气里有了土腥味，然后天边黄了，然后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层灰。等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什么都看不清了。

我来这所学校的时候，学校给每个新老师都分配了师傅。我的师傅是一位维吾尔族的女老师，三十八岁。她姓古丽，但我从来没叫过她的全名，一直叫她古丽老师。她气质极好，是那种走在人群里你会第一眼看到她的人。她几乎天天穿高跟鞋，细跟的，走起路来嗒嗒嗒地响，在教学楼的走廊里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一种信号。衣服从来不重样——今天是墨绿色的连衣裙，明天是米白色的西装外套，后天又是一条深蓝色的阔腿裤。她永远化妆，眉毛描得细细的，口红的颜色根据衣服换，但总是得体的。

“英语老师就该这样。”办公室里有人说过。这句话里有多少层意思，我至今没完全弄明白。

古丽老师的徒弟有两个，一个是我，另一个是个男老师。叫他A吧。A是从云南来的，一个说话带着南方口音的男孩，个子不高，瘦瘦的，戴一副黑框眼镜。他爸爸也是老师，算是有家学渊源。但他来南疆的原因和我差不多——考了几次没考上，最后看到了这边的公告，填了表，来了。

他的性格，一开始我觉得和我很像。古怪。这个词我说过自己很多遍，所以在他身上看到的时候，一眼就认出来了。那种古怪不是坏，是拧巴。是特别想去表现自己，又不知道该怎么做，于是用力过猛，所有的力气都使在了明面上。

他是应届生，没上过班。这所学校是他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场。我们那一批新来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应届生——一张白纸，把同事当成同学，把办公室当成大学宿舍。网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初代同事，处得像家人。他们大概就是那样想的。

但同事就是同事。这句话，是我在红寺堡待了一年之后，用教训换来的。

一开始，大家对A的印象都挺好。他年轻，又是男生——英语组男老师本来就少，稀缺资源——嘴也甜，见谁都叫“老师好”。学校给他分的班也不错，重点班，比我们这些带普通班的起点高出一截。教研会上，他发言也积极，说得头头是道，用的都是新名词。有几个老教师私下说，这孩子有前途。

问题出在改作业上。

他改不了作业。或者说，他改得特别特别慢。一摞作文本，别人两天改完，他要一个星期。而且改的质量也不高——评语就那么一两句，字迹潦草，有时候甚至只有日期和一个Great”单词。

这事很快就被其他老师注意到了。办公室里，人们开始议论。

古丽老师——我的师傅，也是当时的英语教研组长——从来不说他。一个字都不说。

我最初不理解。有一次下了教研会，走廊里就剩我们两个人，我问她：“师傅，A的作业……”

她没等我说完就打断了。她停下脚步，高跟鞋嗒的一声落在瓷砖上，转过头看着我。她的眼睛很平静，没什么表情。

“我如果去挑他的刺，”她说，“学校因为这件事失去了一个年轻老师，这个责任我付不起。”

我愣了一下。

“南疆这地方，”她继续说，声音放得更低了些，“沙尘暴一来就是半个月。从内地来的年轻人，待两三年就走，编制都不要。不是编制不好，是待不住。你明白吗？”

我说我明白。

其实那时候我并不完全明白。后来我慢慢懂了——古丽老师不是不知道A的问题，她是算过账的。得罪一个人，逼走一个人，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她选择了后者。你可以说这是圆滑，但在这个风沙漫天的地方，圆滑有时候就是一种生存智慧。

她在这个学校待了十几年，送走了多少来来回回的年轻老师，大概比任何人都清楚——有些人你推一把，他就走了。不一定是你推的那一下有多重，而是他本来就已经站不住了。

但其他老师不这么想。

办公室里有几个女老师，和A年纪差不多，平时看起来和和气气的。但时间长了，你就会发现，她们对A的态度在一点一点变。一开始是背后说几句，后来声音越来越大，再后来，吃饭都不叫他。

“走，吃饭去。”周五下午，有人招呼。

办公室里的人一个一个站起来，拿包的拿包，穿外套的穿外套。A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没动。没人叫他。他就那么坐着，假装在看手机，手指在屏幕上划来划去。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张了张嘴，但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

门关上了。走廊里响着几个女孩子说话的声音和笑声，越来越远。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

A也有他自己的问题。他做的有些事情，让人没法替他说话。比如过生日那件事。

组里有个叫B的女老师，过生日。A对B有意思，这事大家都看得出来。他就主动张罗，说在他公寓里给B办一个生日聚会，大家一起热闹热闹。桌子不够用，大家AA买了折叠桌和塑料凳。蛋糕是另买的，零食饮料是分摊的。

生日过了，蛋糕吃了，人散了。

桌子凳子留在了A的公寓里。

他把这些东西的钱，跟大家要了。

这件事后来在办公室里被反复提起。不是当着A的面，是背着他。有人说他不会做人，有人说他小气，有人说他把同事当冤大头。话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已经是添油加醋的版本了。我不知道哪个版本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但我知道，A在办公室里的处境，从那天起，又差了一截。

还有更复杂的。他说其他老师的闲话——谁上课讲错了知识点，谁的发型不好看，谁的穿搭像大妈。这些闲话被人传回去，又是一笔一笔的账。我从来没有替他说过话。不是不想说，是不知道怎么说。一个自己都站不稳的人，替别人说话，声音是传不出去的。

刚来那阵子，有一回，我和A一起去买东西。不是什么特别的东西，就是学校旁边那个小超市，我买一瓶洗洁精，他买一提卫生纸。我们正好在门口碰见，就一起进去了。付完钱，一起走出来。他在门口跟我说了声拜拜，我也说了声拜拜。这件事在我眼里，小到不值得一提。

但后来我听说，这件事被传成了“我和A在一起了”。

问题是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和段宴交往了。于是又传成了“脚踏两只船”。

这话是谁传的，我没去查。查了也没用。这种事情永远查不到源头，像南疆的风沙，你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但你抓不住一粒沙子。

A的课，越上越差。他带的好班，成绩一次不如一次。期中考试，他那个班的英语平均分排在全年级倒数第三。重点班，倒数第三。学校的领导开始注意他了。先是教务处的干事来查他的作业——作文本批了多少次，有没有写评语，评语是不是套话。然后是听写本，然后是试卷。然后是听课。推门课，公开课，汇报课。每一次听完，都有人找他谈话。每一次谈完话，他都更消沉一点。

教职工大会上，他的名字开始被通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