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次采访之前,姜宵洗了两遍头。
第一遍洗完,母亲叫她去厨房帮忙,她站在锅边待了十来分钟,出来时又觉得头发上沾了油烟味。
母亲看她重新拿起洗发水,忍不住说,又不是来拍你的,讲几句话而已。
“那我也会坐在旁边。”姜宵说。
她把卫生间的门关上,声音隔着门板传出来,有一点闷。
母亲在外面站了站,最后没再说什么,只提醒她热水别开太久,等会儿姜元还要洗。
到下午,客厅终于收拾得像样了。
茶几上的药盒、充电线和塑料袋都被挪走,几幅画靠着墙摆好,地面还没完全干,拖把留下的水痕被日光照得发亮。
母亲抱着一摞东西进她房间,找不到地方放,便把她刚摊开的入学须知合起来,上面压了两本画册。
姜宵正对着小镜子戴耳饰,看见那个动作,先伸手拦了一下。
母亲抱得吃力,胳膊下面还夹着一只纸盒,她只好先接住最上面快滑下来的书,说等会儿记得拿出去。
母亲答应得很快,转身又去擦客厅的椅子,没看见她把入学须知从下面抽出来,重新抚平折到的纸角。
耳饰是她上周买的,不贵,两颗浅色的小珠子,隔远了看比拿在手里好看。
她穿了件白上衣,把头发扎起来,照了几次镜子,又松开重扎。
最后下定决心出门时,母亲看了她一眼,抬手替她把后脑的一缕头发别好,说这样挺清爽。
姜宵原本准备好的不高兴,一下没能用上。
她站着让母亲弄完,想问好不好看,又觉得问出来显得自己太在意,便只说记者不是三点到吗。
母亲抬头看钟,催她去叫姜元,自己拧开了桌上那瓶一直没舍得喝的果汁。
姜元已经换好衣服,坐在房间里检查带框的画。
他低着头,白衬衫的袖口折到腕骨上方,手指沿着画框背面摸了一遍,把翘起的胶带重新按平。
姜宵敲了敲敞开的门,他抬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
“怎么了?”她问,伸手碰了碰自己的耳朵,以为两边戴得不一样。
姜元摇头,说没什么,又过了一会儿才问,耳饰是不是新的。
她说是,让他别再弄了,人快到了,画框不会自己散开。
姜元把画翻过来,问她这张放哪里。
姜宵看清以后,刚刚松快一点的心情又落回去,伸手便想把它转过去。
那是他前些天画的自己,头发随便挽着,肩膀塌下一点,嘴角也没笑,看着像刚和谁吵过架。
“不是说拿那张窗户吗?”她问。
姜元扶住画框,说老师觉得这张好,窗户那张已经带去画室了。
姜宵盯着画里的人,很想问老师究竟好在哪里,又知道问了也不一定能听见自己满意的答案,最后只说:“反正别摆正中间。”
门铃就在这时响了。
母亲在客厅应声,她回头看了一眼,姜元仍扶着那张画,似乎还在等她再说点什么。
她便把语气放缓,说先出去吧,等会儿人家要问你画的事,总不能一直让大家站在门口。
来的是一位年轻男记者,还有一个带设备的工作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