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2000年的春节。
那时候我还很小,村里谁家孩子得了一辆新自行车,几乎算得上全村小孩的大事。
我们一群小伙伴围着那辆崭新的自行车转,黑色的车身擦得发亮,车铃也清脆。没人舍得真骑,便轮流扶着后座,一边推一边跑。乡间的土路坑坑洼洼,我们却像追着风一样,越跑越快。
冷风不停灌进嘴巴和鼻腔,我喘得厉害,却还是忍不住大笑。笑声混在风里,飘得很远。棉衣被吹得鼓起来,鞋底踩过干燥的泥地,扬起细细的灰。
空气里全是过年的味道。有糖果纸甜腻的香气,有瓜子炒熟后的焦香,还有刚出锅粽子的热气。家家户户的烟囱往外冒着白烟,隐约飘来鸡汤和年夜饭的味道,酱油、姜蒜、腊味与炭火气混在一起,暖烘烘地笼罩着整个村子。
“阿香,你过来。”是堂哥在喊我,他大声叫着我的名字,声音里没有往日的玩笑。
“出事了,快回家!”他又喊了一遍,比刚才更急。我才反应过来,踉踉跄跄跟上他的脚步。
一路上,村子仍是过年的热闹气息。红对联贴在门框上,孩子们追着鞭炮跑,空气里都是喜气和炸裂后的回声。但我的家很安静,亲戚们站在院子外,脸色沉着,有人低声说话,有人只是看着地面。
我的家住在一个破旧的大院里,由祖父与爷爷一起修建。院子很大,被分成五套相对独立的小院,每一套都是一间房和一间灶房,彼此分开,却又共用着中间的天井与院落。
叔伯们各自住在一套小院里,像是同一堵墙里延伸出的不同生活。大伯家养育了三儿一女,二伯家有一儿两女,三伯家只有一个女儿,叔叔家则有两儿一女。孩子们在这个大院里长大,奔跑、吵闹、又在同一口井边打水。
三伯因为迟迟没有儿子,在村里与家族的分配中逐渐处于边缘。那些关于“断后”“绝户”的闲言碎语,像风一样反复吹进他的生活。后来,他带着妻女离开了大院,此后再未回来,也再未与父母兄弟有过联系。
爷爷在世时,偶尔还会走进三伯家的那一套小院,坐一会儿,抽几口水烟。渐渐地,岁月与雨水一起落下来,小院逐渐荒废。墙皮被雨水侵蚀,斑驳脱落,木门与窗框因潮湿而变形,青苔从角落一路爬上墙面,空气里常年带着一股潮湿的腥味。
爷爷临终前曾反复叮嘱,要把这套小院留着,等三伯回来。只是后来,整个大院被拆掉了,三伯始终没有任何音讯。
除了叔叔家的孩子在城里生活,其余的堂哥堂姐,都在这个大院里出生、长大。到了能谋生的年纪,便从院门出走,一个接一个离开。
我跟着堂哥走到院子门口,气氛突然安静下来。刚放过的鞭炮残屑铺了一地,焦黑的纸屑混着呛人的火药味,风一吹就直冲鼻腔。我站在门口,一时间不敢进去。心里只剩一个问题反复往上冒:父亲母亲呢,他们在哪里?
说起我的父母,他们在村里算是少见的“自由恋爱”结婚。而村里叔伯婶娘们的婚姻,大多是靠族人牵线、媒人撮合,相亲、定日子、成家。
而我的父母,没有媒人介绍,没有家族安排,只是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空间里,生出一点点属于自己的情感。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东珠三角的繁华与机遇,像一块巨大的磁石,把粤西无数年轻人吸走。他们背着行李,坐上长途车,离开村庄,去往陌生而热闹的工厂与城市。我的父母在同一个厂里相识相爱,把那段在异乡生长出来的关系,安放进这个大院之中。
但那时候交通远不如现在便利,两家相隔一百多公里,像隔着很远的世界。外婆始终不同意母亲远嫁,更何况,对方还是个贫苦人家。
那一年,年仅十五岁的母亲,已经怀上了我。
二十五岁的父亲为了这段感情,几乎把能做的事情都做尽了。听村里人说,他曾一路赶到外公外婆家,跪在门口久久不起。那时的母亲则被反锁在闺房里,隔着木门偷偷掉眼泪,像戏文里的苦命梁祝。
光靠下跪终究没能打动外婆。父亲又换了另一种方式。他留在外公家里帮忙,洗衣、做饭、挑水、抬粪,砌墙铺瓦,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做。为了证明自己能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他甚至一个人扛着锄头,在烈日下硬生生挖出了一口井。
听说那天井底终于渗出水时,围观的人都围了过去。清亮的井水一点点漫上来,像是某种迟来的认可,也像一丝终于被看见的希望。
后来,母亲就这样挺着大肚子,嫁进了谭家村。谭家村坐落在粤西一座低缓的小山丘上,四周被竹林与田埂层层环绕。
不久后,她生下了我。第二年又生下二妹,但因为家里太穷,被送给远亲收养。再后来出生的三妹、四妹,都没能养大。直到第五年,家里终于迎来了弟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