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早上,陆沉到律所的时候,前台小周叫住他。
"陆律,有个当事人找你。"
"预约了吗?"
"没有。她说她就在附近,想问问你能不能见一面。"
陆沉看了一眼手表,八点四十五。第一个案子十点才开庭,中间有一个多小时。
"让她进来吧。"
当事人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花白,但梳得很整齐。她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两只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指甲剪得很短,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陆律师,我叫赵秀兰。"
"赵阿姨,您请说。"
赵秀兰从布包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茶几上。信封很旧,边角已经磨毛了,上面没有写收件人,只有一行铅笔字——"给我自己"。
"这是我老伴写的。"赵秀兰说,"他走了三年了。"
陆沉没有打断她。
"他走之前,把这个塞在我枕头底下。我一直没拆。"
"为什么现在拆了?"
赵秀兰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因为我终于想问了——他走的时候,疼不疼。"
会客室里安静了几秒。
陆沉忽然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是离婚律师。他处理的是"关系"的死亡——一段婚姻的终结,两个人的分道扬镳。他见过太多人在签字的时候哭,见过有人在法庭上摔杯子,见过有人面无表情地走出法院,像刚签完一份采购合同。
但赵秀兰面对的不是离婚。
是死亡。
这两种结束,他忽然发现,自己一种都没有真正学会。
"我拆了以后,"赵秀兰继续说,"里面只有一句话。"
她把信封推过来。
陆沉打开,里面是一张对折的白纸,上面是赵秀兰老伴的字——
"别等我了,把花浇了。"
陆沉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六个字。一个男人留给妻子的最后的话,不是"我爱你",不是"对不起",是"把花浇了"。
他忽然想起自己公文包里那十八份离婚协议书。每一份都写得很长,条款详尽,措辞精准。但赵秀兰老伴留下的,只有六个字。
六个字,比任何一份协议书都重。
"陆律师,"赵秀兰看着他,"你说,他写这句话的时候,在想什么?"
陆沉沉默了一会儿。
"也许他在想,"他慢慢说,"他走了以后,你还是会每天给花浇水。"
赵秀兰的眼眶红了。
"那盆花,"她说,"是君子兰。他养了十几年,比我还久。他走的那天早上,花正好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