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几乎没怎么合眼。
灶膛里的火苗舔舐着黑漆漆的锅底,发出细碎的“噼啪”声。锅里熬着的是我从背包里翻出来的最后几片消炎药,捣碎了混在温水里。阿黄安静地趴在我的膝盖上,它脖子上的那道勒痕已经肿了起来,呈现出一种骇人的紫红色,像一条丑陋的蜈蚣趴在那里。
我用棉签蘸着药水,小心翼翼地涂抹在它的伤口上。它疼得浑身一颤,喉咙里发出一声极轻的呜咽,但始终没有躲开。它只是把下巴搁在我的手腕上,湿漉漉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让我心碎的信任。
“忍一忍,”我轻声说,声音有些发颤,“过了今晚就好了。”
它似乎听懂了,尾巴在膝盖上轻轻扫了一下,像是在回应。
天快亮的时候,药熬好了。我把它放凉,端到阿黄面前。它闻了闻,皱起鼻子,显然不喜欢那股苦涩的味道。但它还是低下头,伸出舌头,一点一点地把碗里的药水舔干净了。
我把它抱回那个用旧羽绒服搭的窝里,给它盖上一条毯子。它蜷缩着,把鼻子埋在毯子里,很快就睡着了。
我靠在灶台边,听着它均匀的呼吸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紧紧揪着。我想起村长临走前说的话:“你这狗,是个好样的。”
是啊,它是个好样的。
可它为什么要这么拼命?
它只是一条流浪狗,一条连饭都吃不饱的流浪狗。它完全可以转身就跑,把那条蛇留给我。但它没有。它冲了上去,用身体挡在了我和危险之间。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指尖还沾着阿黄的血。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座山,这座老宅,还有这只狗,它们正在用一种我从未经历过的方式,接纳我。
不是通过言语,不是通过契约,而是通过血,通过痛,通过那种在生死边缘毫不犹豫的奔赴。
第二天清晨,我是被一阵轻微的动静吵醒的。
阿黄醒了。它挣扎着想站起来,但脖子上的伤让它动作迟缓。我立刻起身,走过去扶它。
“别动,”我说,“再躺会儿。”
它抬起头,用湿漉漉的鼻子碰了碰我的手背,然后执拗地站了起来。它走到院门口,蹲在那里,望着外面渐渐亮起来的天。
我跟着走出去,站在它身边。
墙头上,王婶又在晒萝卜干了。她看到我和阿黄,动作明显顿了一下。她的目光落在阿黄脖子上的绷带上,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不是嘲讽,也不是同情,而是一种……打量。像是在重新认识一个邻居。
我朝她点了点头。
她犹豫了一下,也点了点头,然后转身进了屋。
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个碗出来了。这次不是剩饭,而是一碗热气腾腾的、用鸡蛋和葱花煮的面条。
“丫头,”她把碗放在墙头上,语气有些生硬,“狗受了伤,得补补。这面……你端去喂它吧。”
我愣了一下,然后走过去,端起那碗面。
“谢谢王婶。”我说。
她没说话,只是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我端着面回到院子里,蹲在阿黄身边。它闻到了香味,耳朵动了动,但没有像昨天那样扑上来。它只是安静地蹲着,等我。
我把面条吹凉,夹起一根,递到它嘴边。它张开嘴,轻轻叼走了,嚼了两下,然后抬起头看我,尾巴轻轻扫了一下地面。
我笑了,把碗里剩下的面条都倒进它的破碗里。它低下头,“呼噜呼噜”地吃起来,吃得耳朵都在抖。
吃完面,它抬起头,用湿漉漉的鼻子碰了碰我的手背。
我蹲下身,把它抱进怀里。
“阿黄,”我轻声说,“以后,我们就是家人了。”
它“汪”了一声,声音不大,但很清脆。
墙头上,王婶正在收萝卜干。她听到这声狗叫,动作又顿了一下。然后,她抬起头,朝院子里看了一眼。
这一次,她没有躲。
她看着我,看着阿黄,眼神里的打量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属于这片土地的、沉默的认可。
我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些躲在墙头上的眼睛,不再只是打量。
它们开始相信了。
而我,也终于相信了——
这里,真的是我的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