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天的事,我一件都不记得。
我知道的那些,是从一本日记里看来的。
那本本子是我妈记的。我从一点点小开始,她就往上头写:几斤几两,什么时候会翻身,第一颗牙,第一句话。她一直写到我长大,写到我不需要她写为止。后来她又教我自己写日记——她记我,我记我自己。
那本本子现在还在天津,放在一个我一年也开不了几次的柜子里。
我妈的字好看,一笔一画都站得住。她自己学习好,我小时候的作业是她辅导的,算术、生字、日记,都是她坐在旁边看着我写。她教会我的头一件事不是认字,是把一天记下来。
这个家没有记事的习惯。钱是有人记的,只是记在嘴上,念十几年;账也是有人记的,谁的、多少、什么时候还。只有那本日记,是记下来不讨债的。
日记里写着:我是剖出来的。
我出来的那天,我爸、我妈、我爷爷、我奶奶,四个人都在。
我的名字是我爸起的。他这辈子替我做的头一个决定,是叫我什么。家里人管我叫王妍。
出院那天,我被抱回那个院子。家里有一张婴儿床,木头的,蓝色的,四周有围挡——是特意为我准备的。我回来的头几个月,应该就睡在里头。
后来我长大了,在杂物间里又看见它。床还在,我已经躺不进去了。它是这个家里专门为我准备的第一件东西,它的下场是杂物间。
蓝的。很多年以后我在墙上画画用的那支圆珠笔,也是蓝的。
再后来我睡东北角那间屋。那间屋一直没有窗户。
所以我最早的看,不在我自己的屋里。
那时候我白天待在北屋,那是爷爷奶奶的屋。那屋有一扇大窗,木头的窗台,宽得能坐上去。冬天玻璃上结满冰花,我趴在那儿往外看,脸贴上去,凉。屋当中挂着一幅水墨画,很多匹马在跑,万马奔腾。那匹马一直在跑。后来我每次回那个院子,它都在墙上跑,跑了很多年,一步也没有挪。
窗台上常常有一杯咖啡。是我奶奶的。她爱喝,为什么喝我忘了——反正她喝,我就跟着喝。我三四岁就在那个木头窗台上喝过咖啡,那时候不知道这东西会跟着我二十年,更不知道二十四岁那年,我会在离这儿一千多公里的地方,每天早上点一杯外卖的瑞幸。
我睡觉的那间屋子没有窗,看电视的那间屋子没有我的床。电视是彩色的,摆在爷爷奶奶屋里,白天没人看,就我看:奥特曼、铠甲勇士、巴啦啦小魔仙。这个家本身是灰的,墙是灰的,院子是灰的;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些鲜艳东西——奥特曼身上的银和红,魔仙棒上的粉和紫——都是从那台电视里出来的。我那时候不知道这叫分。我只知道白天在一间屋里过,晚上在另一间屋里过。
黄昏,做饭之前,奶奶抱着我唱歌。
她的嗓子是戏里那种,样板戏的调子,一个字能拐好几个弯: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她一边唱一边纳鞋底。针穿过鞋底的时候有一声很短的响,很实,跟她那个嗓子不搭,可这两样声音一起响了很多年。家里冬天的棉拖鞋、夏天的凉拖鞋,都是她一针一针纳出来的。
唱到一半,我爸从外头回来了。
我从那扇大窗里看见他:从大门口进来,走进院子,一身黑,手里没拎东西,脸上的颜色不好看。他从窗底下过去,往他们的屋子走,没有抬头看窗里的我。我也没有反应——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有什么反应。
我记住的第一个人影,是走进来的,不是走过来的。
可我是被宠过的。这件事得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