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余把帽子从脸上拿下来,看了赵小刀的背影一眼。赵小刀从来不会说这种话。她是那种“证据第一,人情第二”的刑警,审嫌疑人的时候比谁都冷硬。但今天她说“别太狠”——不是对白鸢心软,是她在临川卷宗的复印件里,看到了一个七岁女孩站在杀人现场的画面,那个画面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女儿。“知道了。”江余说。赵小刀走了。办公室的门在她身后关上,发出很轻的一声响,像一声叹息。东城第一人民医院的精神科在住院部的六楼,走廊刷着淡绿色的墙漆,灯光柔和但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薰衣草味——据说是为了安抚病人的情绪。护士站后面的墙上贴着一张大大的作息时间表,从早上的晨练到晚上的熄灯,每一个小时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白鸢的病房在走廊尽头,是一个单人间。门是特制的,上半截是透明玻璃,下半截是实木,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江余透过玻璃往里看了一眼——白鸢坐在床上,背靠着枕头,手里拿着一本书,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侧脸上,把她的轮廓勾勒出一圈柔和的光晕。她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脸上没有化妆,素面朝天,但看起来比在看守所的时候健康了很多,脸颊上有了血色,眼睛下面的青色也淡了。沈渡敲了敲门。“进来。”白鸢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平静而温和,像春天的风吹过湖面。江余推门进去,在白鸢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沈渡没有坐,站在窗边,阳光打在他侧脸上,把那总是冷淡的线条照得柔和了一些。白鸢放下手里的书,看着他们,嘴角带着一个浅浅的笑:“你们从临川回来了?”江余没有问她怎么知道他们去了临川——在这种级别的案子里,消息传得比风快。他直接从包里拿出那个证物袋,把铁皮路牌放在白鸢面前的小桌上。路牌上的红色油漆在阳光下格外刺眼,“11号”两个大字像两道伤口。白鸢低头看着那块路牌,看了很久。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但江余注意到她放在被子上的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像一只被惊动的蜗牛。“这是大何做的。”白鸢的声音很轻,轻到几乎要被窗外的风吞没,“他不是为了藏那幅画,他是为了藏我。”江余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白鸢抬起头,看着江余,那双深棕色的眼睛里没有泪水,没有恐惧,只有一种旷日持久的、已经被磨成了钝器的疲惫。“大何喜欢我。”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从我在临川的时候就开始了。我每个月去疗养中心看温晚,他每次都给我倒水,帮我搬椅子,送我到大门口。他不是那种会说好听的话的人,他就是做。做很多小事,小到你不注意就过去了。”“2020年冬天,疗养中心要关了。温晚刚死,我每天去整理她的遗物。大何一直在帮我。有一天,他忽然跟我说——‘白鸢,你姐姐的房间里有一些东西,你不该看。看了你就走不了了。’”白鸢的声音微微顿了一下。“我没听他的。我去了413室。墙上有画,整整一面墙。不是温晚画的,我知道不是——温晚的画我见过,笔触不一样。墙上的画更冷,更狠,像有人在拿刀刻木头。我把画从墙上取下来,发现后面的墙上有一个洞,洞里有一卷录音带。我把录音带拿走了。”她抬起头,看着沈渡,嘴角的弧度变成了一个有些苦涩的笑。“那卷录音带,我没有听过。我不敢听。温晚的声音我太熟悉了,我害怕听到她在录音带里说一些我承受不了的话。所以我把录音带藏了起来——藏在一个只有我和大何知道的地方。”“大何知道你拿走了录音带。”沈渡的声音从窗边传过来,不是疑问,是陈述。白鸢点了点头,目光落在那块铁皮路牌上,手指轻轻地抚过“11号”三个字,像是在抚摸一个很久不见的老朋友。“大何说,拿了这卷录音带,你就和这件事绑在一起了。他说如果他哪天出事了,就让我去一个地方找一样东西。他做了这个路牌,埋在——他本来想埋在413室门口的,但他怕太明显,就埋在了后山那棵老槐树下面。路牌上本来写的是‘413’,后来他想了想,改成了‘11号’。他说这样就算有人找到了路牌,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大何失踪了。”江余说。白鸢的手指停在了路牌上,指节微微发白。“2021年春天,大何忽然不来了。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我去他租的房子找他,房东说他三天前搬走了,什么都没留。我去疗养中心找,那里已经荒了,没有人。我去派出所报案,警察说一个成年人自己搬走了,不算失踪,让我再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