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蝉鸣旧巷（第1页）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人对时间的记忆，其实是分门别类装在气味里的。比如离别，装在雨水打湿水泥地的味道里；比如整个夏天，装在知了声里。而陆时安，被我不小心装进了一整条巷子的蝉鸣里，怎么甩都甩不掉。

那年我八岁，我们家刚搬到长乐巷。搬家那天很热，知了叫得人心烦，我蹲在自家门槛上啃一根冰棍，就看见隔壁那户人家的儿子，端着一小簸箕话梅糖，一声不吭地站到我面前。

"给你。"他说话很小声，像是怕被谁听见似的。

我记得那簸箕边缘缺了一个角，糖纸有的是红的，有的是黄的，被他攥得皱巴巴。我没接，冰棍化得手上黏糊糊的，我用另一只手指了指自己："你不认识我。"

"我妈说了，你们是新邻居。"他把簸箕又往前递了递，"我妈说见了面要打招呼。"

那是我第一次见陆时安，八岁，个子比我矮半头，头发剪得规规矩矩，说话的时候眼睛不太敢看人，只盯着自己的鞋尖。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家从北边搬过来，这是第三次转学，他早就学会了一种本事——在任何一个新地方，先把自己缩小一点，缩到不会被人注意到，也不会被轻易伤到。

我抓了两颗话梅糖，一颗塞进嘴里，一颗攥在手心里没吃。

"你叫什么？"

"陆时安。"

"我苏未晚。"我努力嚼着酸掉牙的话梅糖，含糊不清地说，"我们巷子里的知了，是不是天天都这么吵？"

他愣了一下，像是没想到我会问这个，然后很认真地点头："吵。但是习惯了就还好。"

后来证明，这句话几乎可以用在长乐巷发生的所有事情上——一开始觉得吵、觉得别扭、觉得难以忍受的，日子久了，都成了习惯，成了没有它就不对劲的东西。比如知了声，比如巷口那家永远修不好收音机的钟表铺，比如陆时安每天下午四点半准时出现在我家门口，背着一个洗得发白的书包，问我要不要一起去巷尾的空地上写作业。

我们的友谊建立得毫无仪式感，甚至说不清究竟是从哪一天开始的。它更像是长乐巷夏天的一部分，理所当然地存在着——就像巷口那棵歪脖子槐树，没人记得它是什么时候长歪的，但从我们记事起，它就已经是歪的了。

陆时安话不多，但记性很好。我随口提过一次不喜欢巷子里那只总冲人叫的黄狗，第二天他就绕了远路陪我走另一条巷子；我说过一次喜欢话梅糖里酸味重一点的那种，此后每次分糖，他总把最酸的那几颗留到最后，趁我不注意塞到我手里。

"你怎么不自己吃？"有一次我问他，糖纸捏在手里沙沙响。

他想了很久，才说："我怕我先吃了，你就没有了。"

那时候我没听懂这句话里藏着什么。八岁的我以为，这不过是普通朋友之间的分享，就像我会把作业本借给他抄公式，他会在我被班主任留堂时，一个人蹲在教室外面的花坛边，等到天擦黑也不肯先回家。

刚认识陆时安的第二年秋天，学校组织秋游，去的是郊外一片枫树林。我贪玩，追一只花蝴蝶追得太远，一转眼就找不到自己班的队伍了，急得直哭，还是陆时安发现我不见了，硬是拽着老师往林子深处找，找到我的时候，他也是满头大汗，却先松了一口气笑出来："找到就好，找到就好。"回去的大巴车上，他把自己带的橘子全剥好了，一瓣一瓣塞给我吃，一句抱怨都没有。

巷口住着一位陆奶奶，是陆时安的太奶奶，耳朵不太好，却极爱讲古。那几年的夏天傍晚，我们俩常搬着小马扎，坐在她门前的老槐树下，听她翻来覆去地讲长乐巷早年间的旧事——说这条巷子从前是运河边的码头，说巷尾那口早就填了的枯井，据说民国年间淹死过一个逃婚的姑娘。陆时安每次都听得比我还认真，事后还会煞有介事地拉着我，绘声绘色地把故事再讲一遍，添油加醋的本事，一套一套的。

十岁那年暑假，我们迷上了粘知了。陆时安不知道从哪儿学来的土办法，用面粉和水在手心里揉出一团粘乎乎的面筋，绑在竹竿顶端，专挑清晨知了刚开始叫、翅膀还沾着露水飞不快的时候下手。他技术比我好得多，总能稳稳当当地把知了粘下来，装进我们俩共用的一个铁皮罐头盒里，养不了两天就一起放生，说是"抓着玩，不是抓着养"。有一次我笨手笨脚，竹竿没扶稳，整个人从小板凳上摔了下来，竹竿还戳进了旁边人家晾晒的被子里，惹得那户阿姨追出来骂了半条巷子，我们俩抱头鼠窜，躲进巷尾的破仓库，笑得直不起腰。那年暑假，那只铁皮罐头盒前前后后不知道装过多少只知了，倒没有一只真正被养到寿终正寝——用陆时安的话说，"知了这辈子就只有一个夏天能叫，可不能耽误了它。"

十一岁那年夏天，巷子后头的小河还没被填平，我们成天蹲在河边摸螺蛳、钓小鱼。有一次我贪心，蹲得太靠边，脚下一滑，整个人栽进了齐腰深的水里，呛了好几口水，是陆时安手忙脚乱地把我拽上岸，自己却因为用力过猛，也跟着栽进了泥地里，滚得浑身是泥。两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狼狈得不成样子，却又同时笑出声来。回家自然是被我妈揪着耳朵骂了一顿，可我心里却觉得，那个后怕的下午，比任何一次风平浪静的午后，都更让人记得牢。

我那位继父，起初对我一直客客气气，却也生分得很。他不知道该怎么跟一个半大的孩子相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突然闯进生活里的陌生人。转机是在我十一岁那年他生日，我妈提前跟我通了气，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是陆时安帮我出的主意——用他姥爷教他的土法子，烙了一张歪歪扭扭的鸡蛋饼，算是生日礼物。继父接过那张卖相不怎么样的饼，愣了很久，眼圈居然有点红，只说了句"谢谢"，从那天起，家里的气氛，才算真正松快了一些。

十二岁那年除夕，两家难得凑在一起吃年夜饭，饭后大人们围坐着看春晚嗑瓜子，我们俩蹲在院子里，笨手笨脚地摆弄一挂从巷口小卖部买来的鞭炮。他划了好几根火柴都被风吹灭，最后总算点着了，两人却被那噼里啪啦的响声吓得连滚带爬地往后躲，一屁股摔进了雪堆里，抬头看着漫天的火星子，笑得直不起腰。那晚回去的路上，他忽然很郑重地说了一句："以后每年除夕，都得一起放，不许你一个人跑去别的地方过年。"我满口答应，那时候完全没意识到，这句随口的约定，后来会变得那么难兑现。

也是十二岁那年冬天，陆时安得了一场重感冒，转成肺炎，在医院里挂了小半个月的水。我每天放学都去医院报到，趴在病床边陪他写作业，护士都笑着打趣，说这么小年纪就有"专属陪护"。他躺在病床上，脸色发白，却还嘴硬地说"不严重，就是咳嗽"，气得我拿着他的病历本，一条一条念给他听。出院那天，他一本正经地跟我道谢，说"以后你有事，我肯定第一个到"，那语气认真得，倒像是在立什么山盟海誓。

小学毕业那年夏天，我们俩一起在毕业留言册上，给彼此写了长长一段话。我写的是"以后不管去哪个初中，礼拜天都要来找我玩"，他写的是"长乐巷不会变，我也不会变"。毕业典礼结束，我们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抱头痛哭，只是并肩坐在操场看台上，看夕阳一点点沉下去，谁都没说话，却莫名地心安。

升入初中后，学校比小学大了不少，起初我俩没分到同一个班，慌乱了好一阵子，好在放学的路还是同一条路，长乐巷的家还是同一个方向，日子倒也没被打散多少。初一有一次家长会，我妈临时有事没能去成，是陆时安的妈妈顺道帮忙问了我的成绩单，回来转述的时候添油加醋，说得我妈虚惊一场，闹了个不大不小的乌龙，后来两家人凑在一起，倒是拿这事笑了好一阵子。

十三岁那年，我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正儿八经地吵了一架——起因简单得可笑，是他答应陪我去镇上新开的文具店，却因为要帮他爸搬货，放了我鸽子。我等了他一下午，越等越气，见面就把攒了一肚子的委屈全撒了出来，他也梗着脖子不肯认错，两人冷战了整整一个星期，见面都不说话。后来还是他先绕不过弯来，某天放学，闷不吭声地把一支我心心念念很久的自动铅笔，塞进我书包，什么都没说，扭头就走。我攥着那支笔站在原地，绷了一星期的脸，终究还是没绷住，笑着追上去骂他"傻子"。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原来两个人之间，就算真的置气，也总有一个人，会先低头。

十四岁那年，我们俩心血来潮，在各自阳台上，养了一盆差不多的绿萝，说好比赛看谁养得更好。陆时安三天两头跑来我家"视察"，一本正经地指点我怎么浇水施肥，俨然一副专家做派，其实自己那盆没养多久就黄了叶子，反倒是我这盆，稀里糊涂长得郁郁葱葱。他嘴上不服气，私底下却总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把我那盆的枯叶摘掉，说是"帮你护理"，被我当场抓包好几次，闹得他脸红脖子粗地否认。

也是十四岁那年，长乐巷口那只我们从小看到大的老黄狗，因为年纪太大，冬天里没能熬过去。我们俩一起动手，在巷尾的老槐树下，给它挖了个小坑，埋了它常玩的一只旧布偶。陆时安难得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原来说没就没了，是这个意思啊。"那是我第一次，从他嘴里听出一种，跟他这个年纪不太相符的、认真的怅然。

初三那年压力陡然大了起来，模拟考一场接一场，晚自习也从初二的可有可无，变成了雷打不动。也是那阵子，我隐约察觉到，陆时安身上开始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他爸出差的次数变多了，回来时脸色也总是不太好看，饭桌上偶尔提到"这个月又亏了"之类的话，被他妈使眼色止住。陆时安从不主动提这些，只是周末补课的传单发下来，他会状似不经意地把自己那份，折成小块塞进书包最底层，从不拿出来给家里过目。

长乐巷的夏天很长，长到我们以为它会一直这样过下去——蝉鸣不知疲倦，糖纸攒了满满一铁盒，自行车链条掉了他蹲在地上帮我重新装好，弄得满手是油也不说疼。那时候我们都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变数"，它会在你毫无防备的时候，轻轻巧巧地把一整条巷子的夏天，连根拔起。

十五岁那年秋天，陆时安在放学的路上突然对我说："我可能要转学了。"

他说这话的语气，平静得像是在说明天要下雨。而我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一颗没来得及吃的话梅糖，糖纸被攥得发烫，一时间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那是长乐巷的蝉鸣第一次，在我耳朵里变得刺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