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只是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假释犯,作案动机太牵强了。”
“那当然。所以,应该是一个被判处了无期徒刑的假释杀人犯。”
“如果是这样的话,宇津木耕平被杀害以后,这个大叔应该继续接受监护观察。”
纯一恍然大悟,抬起头来说道:“也就是说,现在他得到新的监护人家里去。”
“是的。现在的问题是时间。在这十年里,他是否已经被免除了徒刑。如果被免除了徒刑,也就用不着接受监护观察了。”
经验丰富的管教官回答说:“我认为他还在继续接受监护观察。”
“如果是那样的话,”纯一向前探了探身子,“只要我们知道了谁是监护人,然后埋伏在监护人家附近,不就能找到那个大叔了吗?”
南乡点点头:“好,现在去图书馆,那里有本地监护人协会的出版物。”
“是不是要调查现在的监护人?”
“对!”
两人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同时举起杯子,用吸管一口气喝完杯中的冰咖啡,然后站起身来。这时,南乡的手机响了。
“喂,”南乡把手机贴在耳朵上,表情紧张起来,“明天吗?不,没问题,我11点以前到就可以是吧?明白了,谢谢你!”
南乡挂断电话,对纯一说:“另一条线也有动静了。”
“另一条线?”
“东京拘留所的同事来电话说,可以和第31号事件的罪犯见面了。”
《死刑执行命令书》就等最后两个人签字批准了。经过刑事局、矫正局、保护局各三名干部检查过的《死刑执行议案书》转回刑事局以后,改名为《死刑执行命令书》,由局长亲自送到了法务大臣事务局。
位居法务官僚最高层的事务次官盯着放在办公桌上的《死刑执行命令书》看了很久。事务局的秘书科科长和事务局局长批准后,就只剩下事务次官审查盖章了。只要他盖了章,这份《死刑执行命令书》就会被送到法务大臣办公室去。在法务大臣办公室,由第13个批准者,也就是最后一个批准者——法务大臣作出最后的判断。
事务次官已经看了一遍命令书。粗读一遍的结果,没有发现问题。他拿起办公桌上的官印,蘸上朱红的印泥,在命令书上盖了章。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把这份命令书送到法务大臣办公室去。
事务次官直接服务于法务大臣。现在这个法务大臣,是沾了无法改变的国政弊端,即执政党派阀排队上岗的人事制度的光,坐到法务大臣这把交椅上的。对于整个法务行政,他既没有知识也没有见识。而且让事务次官头疼的是,这个体格粗壮的法务大臣,实际上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只要一涉及死刑这个话题,法务大臣就会大喊大叫起来,就像一个生了病需要打针的孩子一样不情愿。这反映出他是一个极其幼稚的人,但是谁也不敢笑。事务次官现在害怕的是,法务大臣拒绝在《死刑执行命令书》上签字,又一次在法务行政史上留下污点。
在历届法务大臣中,有过以自己的宗教信仰为挡箭牌拒绝签署死刑执行命令的大臣,也有几位大臣甚至连理由都不说,就是不在命令书上签字。他们的行为受到反对死刑制度的人士欢迎,但这是明显的失职行为。签署《死刑执行命令书》是法律规定的法务大臣的职责,如果放弃自己的职责,一开始就应该拒绝就任法务大臣。无视法律,自己不喜欢的事就不做,只是占据着权力的位置,对此法务省的职员们都非常不满。
事务次官想,最后一张牌恐怕就是迫在眉睫的内阁改组了。退任之际签署命令书已经形成了惯例,届时树原亮这个死刑犯的第四次重审请求应该也已经被驳回了。
根据事务次官的预测,距内阁人事变动也就还有两周。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得到大臣的私下承诺。如果大臣不愿意的话,就在他退任的那天不容分说地把《死刑执行命令书》放在他的面前,逼着他签字。到时候和刑事局局长一起去,大臣就不能不签了吧。
事务次官依旧满脸不高兴地把《死刑执行命令书》放进了抽屉里。他有一种自己在闹剧中饰演配角的感觉。本来是要夺走一个人的性命的决定,但由于一个愚蠢政治家的加入,堕落成了一幕廉价的闹剧。这种人居然能被选民选上,选民的水平太低了!事务次官不由得把愤怒指向了日本国民。
再忍耐一段时间吧。如果内阁人事改组换掉了现在这个法务大臣,他就会把签好字的命令书留在办公桌上,走出大臣办公室。那样的话,事务次官这个让人忧郁的工作也就宣告完成了。
事务次官突然瞥了一眼放着《死刑执行命令书》的抽屉,突然意识到此刻只有自己知道树原亮这个人的寿命还有多长。
自己简直就是死神。
事务次官虽然非常不愉快,但一想到这就是他的工作,也就不再自寻烦恼。
还有三个星期树原亮就要上绞刑架了。
这已经是谁也阻止不了的事了。
[1] 教育刑主义是西方国家刑法学中的一种刑罚理论,这种刑罚理论的核心是主张刑罚的本质是教育而非惩罚,亦称教育刑论。认为刑罚的目的不在于对过去的犯罪行为的报应,主张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犯罪人,与报应刑论的主张相对立。
[2] 亦称刑罚报复主义,是重刑主义理论之一。即用等同于犯罪危害程度或超过犯罪危害程度的刑罚对犯罪人予以制裁,以起到威慑作用。
[3] 指员工被派到外地工作,妻子和孩子并不同住,而是留在原来的城市继续生活。
[4] 日本的国会形态之一,每年固定召开,会期由1月左右开始到150天左右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