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平三年二月。
利多禄把那六个人带到逸圃教堂的时候,陆青已经在里面了。教堂侧厅有一张旧长桌,桌上摊着几本拉丁文笔记和一张欧洲地图。六个人围桌坐下。利多禄给每人倒了杯酒,自己也倒了一杯,说:“你们说,她听着。”
先开口的是那个高个子的法国人。他说洛克,说人不是牲口,说政府是契约,不是笼头。另一个法国人不等他说完便冷笑,把杯子往桌上一磕:“没有利维坦,人就是狼。你在巴黎见过的那些暴民,一边喊自由一边把邻居踩进泥里。霍布斯至少不骗人。”两个人隔着桌子各说各的,声音越来越大,法语的尾音像刀片刮来刮去。
旁边的瑞典人听了一会儿,用法语插了一句,口音很重:“你们俩说的不是一回事。一个在说人本来该怎样,一个在说人实际上会变成什么样。”说完便不再开口。另一个瑞典人从头到尾没参与,只是低着头在纸边画抛物线,画完一条又在旁边写几个数字。
两个荷兰人坐在桌子最末。他们不说话,只是听,偶尔在本子上记两笔。其中一个听到“契约”这个词时,抬了一下头,又低下去。
陆青偶尔也问一句,利多禄在旁边低声替她翻译。她问那位画抛物线的瑞典人为什么要画弧线。瑞典人抬起头,用法语说了句“因为大炮不会说话”,又低头继续画。
酒过两巡,陆青说:“你们的名字太长,我记不住。我给你们取个中国名字吧。”利多禄笑着点头:“她汉语很好,让她取。”
她先看两个法国人:“你们法国的,姓法。你叫法政——三国有个人叫法正,善奇谋,不过我把‘正’改成‘政’,治政论之政。”又看另一个:“你总是讲富国,便叫法富。”
法政问:“‘政’是什么意思?”陆青说,治政之政。法政点头:“这个好。”法富笑起来,用不标准的中文重复了一遍:“法富。”发音像“发福”,众人笑起来。
再看瑞典人:“你叫李典——三国李典,稳重可靠。”又看旁边画图的:“你是他哥哥,叫李瑞。你们哥俩合起来,正好是瑞典。”
李典问:“典是哪个典?”陆青说:“典籍的典。”李典点头:“好。”
最后看荷兰人:“你们姓何。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本事,不过利多禄把你们找来,想必不差。你叫何德,你叫何能。”
何德看了何能一眼,说:“好。反正这里没人念得出我们的真名。”
六个人各自记下自己的名字。法政用法语对利多禄说了一句。利多禄笑了笑,没有翻译给陆青听。
那晚散后,利多禄单独送陆青出门。她问:“法政到底是什么人?”利多禄站在门边,望着夜色里的那座尖顶,慢慢说:“一个走了很远的路,还揣着一本书的人。”
陆青走到巷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教堂的尖顶。夜色里那尖顶黑沉沉的,像一根从异国插进江南土地里的钉子。她想起法政说他带七十多人从瑞典一路跑到澳门,忽然觉得这个人和自己有点像——都是被人从旧日子里赶出来,再也回不去的人。
后来陆青才知道,法政的全名是法比安·德·维利耶。祖父是路易十三时代的宫廷侍卫,因在战场上救过一位亲王的命,被封了一小块领地。到了父亲那一辈,家道已经中落,领地只剩一座半旧的城堡和几亩葡萄园。法政在城堡里长大,廊柱上挂着祖辈的旧剑,壁炉上方嵌着一枚已经看不清纹章的家族徽记。父亲喝醉之后常拍着桌子说:“法比安,骑士可以死,但不可以脏了手。”法政小时候信,后来半信半疑,再后来只记得父亲说这话时,袖口上还沾着前一夜的酒渍。
十八岁他进了巴黎大学。同窗法富比他小两岁,家里在里昂做毛呢生意。法富一到巴黎就学会了算钱、借债和跟房东吵架。两人因为一场关于“国王是否也该守法”的辩论相识,从此成了朋友。法政信洛克,相信人天然有权利;法富信霍布斯,说看看巴黎的街垒吧,理想主义者烧起来比谁都热,跑起来比谁都快。
后来路易十四废了南特敕令,巴黎到处抓胡格诺派。法政三个同学被抓走,再没消息。法政和法富从塞纳河畔一条排水暗沟里爬出城,浑身湿透,护照是假的,钱是借的。他们藏进货箱,睡过谷仓和牲口棚,替人抄信换面包。法政学会了闭嘴,学会了低头,学会看人的靴子和领口。法富学会了算账、看地图、辨别哪个港口的船不开往法国。
他们花了三个月才到瑞典。那时两人已经瘦得脱了形,但法政那件外套的袖口,依然被他仔细地缝好了。
抵达瑞典后,两人以雇佣兵身份加入瑞典军队。因为读过大学,法政做了排长,法富做副排长。此后几年,他们在波罗的海沿岸驻防,应付俄国人的骚扰和边境冲突。一次遭遇战中,法政带着三十人拖住一支两百多人的俄军侦察队,利用地形打了整个下午。援军到时,他的排只剩九个人。那仗之后,原来的营长死了,没有人愿意接那个位置。法政被推了上去。法富始终跟在他身边。
李瑞和李典就是那时候加入的。李瑞是瑞典皇家陆军炮兵军官,沉默寡言,炮打得精准;李典负责测距和装填。两人加入法政的营后,法政很快发现李瑞的炮位总是放在最危险也最有效的位置。法政对法富说:“这个人是天生的炮兵。”法富说:“他弟弟也是天生的测距手。”从那以后,李瑞的炮兵连成了法政手里最硬的拳头。
永平元年,纳尔瓦。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带着八千人在暴风雪中突袭俄军阵地,俄军四万人溃不成军。法政的营参与了正面突袭。李瑞的炮火在暴风雪中依然打得准,李典在雪地里穿梭测距,炮位始终没有偏。那场仗打完,整个欧洲都知道了瑞典军队的厉害。战后法政在战报里只写了一句:“如果我们没有在暴风雪里冲锋,他们会重新集结。”
但战功没有带来承诺中的赏赐和军饷。瑞典政府裁撤了大部分雇佣兵部队,法政的营也在其中。他去找长官理论,长官让他回去等通知。等了一个月,什么都没有。法富算了一笔账:他们这些人的军饷,够瑞典政府再养一支完整的团。法政听完沉默了一整夜。
那晚他在营房里对法富说:“我想走。”法富问:“去哪。”法政说:“哪都行,只要不在这里。”法富说:“我跟你走。”
他们带走了七十多人,法国流亡者、瑞典老兵、芬兰雇佣兵,什么人都有。李瑞和李典也在其中。
从瑞典出发前,法政见到了何德和何能。何德和何能是瑞典海军的低级军官,兄弟俩。法政问他们为什么愿意跟着走。何德说:“荷兰太小了。”何能说:“我们的船被英国人扣了,回不去了。”何德又说:“我们还有二十多个弟兄,正好一条船。”
法政问他船从哪来。何德说海军里有旧识,手里有条即将退役的旧舰,船况尚可,价钱不贵。法政问钱从哪来。何德说:“你打了这么多年仗,总该有点积蓄。”法政点了点头。他那点钱,加上法富的、加上何德何能的凑在一起,刚好够买下那条船。
船不大,但装得下一百个人。永平二年春天,他们从瑞典出发,驶向澳门。那一年法政二十五岁。
在澳门,他们赚了钱,攒了一万两左右。法政和其中三十多个人最聊得来,常聚在船舱里说美洲——那里没有旧贵族,没有宗教裁判所,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活着。法政说,等攒够了钱,就弄一条大船,横渡大洋,去那里安家。
利多禄找到法政的时候,只问了一句:“你愿意去江阴练兵吗?”法政问:“为什么是我们?”利多禄说:“难道你们想一辈子做海盗?”法政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