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我的文字编写因缘（第1页）

我的文字编写因缘

曾有记者问过我，

为什么热爱文字编辑，终身不辍？

因为文字是生生不息的循环，

是弘法的资粮，

人不在，文字还在。

一个人因为一句话而受用，

这辈子，乃至下辈子，都会对佛教有好感。

透过文字媒介，

不只是这个时代，不只这个区域的人，

都可以接触到佛陀伟大的思想，

几千、几万年以后，

此星球、他星球的众生，

也可以从文字般若中体会实相般若的妙义。

我作为一个出家人，除了知道一些佛理以外，梵呗唱诵应该是不合格的，可是佛教里最需要的就是梵呗唱诵。一个出家人会得梵呗唱诵，到处都会受欢迎，有一句话说“会得香云盖，到处吃素菜”，就是这个意思。偏偏我五音不全，连“香云盖”都唱不下来。以这么样的条件，在佛教里，可以说应该是走不出去的。

好在我生性勤奋，欢喜舞文弄墨。在焦山念书的时候，我的作文甚至老师都还替我誊清，送到江苏省会镇江的报刊上发表。我原本也没有学过诗词歌赋，由于焦山位在长江中心，在那样的环境，偶尔晚餐后，在沙滩上散步，真有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美感，每每引发我写一些小诗。寄到各报刊，篇篇发表，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可见得，人生的道路很多，此路不通还有彼路，不要墨守成规，也不必自以为愚痴不会，所谓“愚者也有一得”，所以我自己培养文学的兴趣，兴趣也成长了我。

我想，既然喜欢写东西，就应该进一步学习编辑。因此，每个月规定自己编一本专属自己的刊物，叫做《我的园地》。跟一般刊物一样，有发刊词，有社论，有讲座，有专论，有随笔，有新诗，还有编后记，甚至小说，每个月再怎么样功课忙碌，必定把《我的园地》书写完成，如期出刊。其实这本刊物的读者，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离开焦山以后，第一个获得的工作就是宜兴白塔国民小学校长，在那个时候，有一位同学智勇学长也长于文字，两个人志同道合，编发一份《怒涛》月刊，这份刊物取名叫“怒涛”，意思就是要用怒吼的波涛，冲毁腐旧的恶习，还给佛教一个清净的本来面目。

当时在那个乡村地方，也找不到印刷厂印刷，就由智勇书写钢版，我做发行。这一本油印的杂志，每次发行五百份。原来以为这份油印的杂志，应该不会引起人的注意，再者，里面的文章立论激烈，可能会引起佛教界的反感，结果，第一期出刊之后，就得到素有佛教杂志权威的《海潮音》替我们刊登一个义务广告说：“我们又多了一支生力军！”这个鼓励，给我们很大的力量。

原本以为家师志开上人也会怪我兴风作浪，没想到，他不但没有怪我，还寄了五百令的纸赞助我们，这又给我们无比的鼓励。

这份《怒涛》前后编了二十多期，后来因为白塔国小这个地区是国共交火的地方，实在生存困难，不得已我又回到了南京。

一九四七年冬，承蒙江苏徐州《徐报》的王老董，要我替他主编副刊，定名为《霞光》；可惜，我只编了一期，就爆发了“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当然，这个短命的副刊也就夭折了。

因为徐蚌会战震动了南京，当时局势风声鹤唳，我在前途茫茫之下，就随着“僧侣救护队”，在只想逃命，也不问前途的情况下，就这样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后，知道在台中的学长有一份《觉群》旬刊。这是一份抗战胜利后，由太虚大师创办，在上海发行的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广，可以说，是一份走改革佛教的杂志，因为战争的缘故没有办法继续出刊，就由我在焦山读书时的学长、时任上海市佛教会秘书的大同法师负责，将这份杂志从上海带来台湾。

一九四九年初，大同法师因为“匪谍”嫌疑远走香港，遗留这份《觉群》还没有出刊，其他人也不知如何办理。因为我在大陆有编写的经验，他临走前交代他们，要我去负责主编。因为这是太虚大师要革新佛教的一份杂志，我当然很有兴趣为它服务，也愿意做出贡献；但是我只编了一集，出版后，就受到警察的调查。当然，我不能为了编辑杂志，就跟警察、安全人员挑战，同时也怕连累到中坜圆光寺居住的问题，我不敢再到台中。因此建议台中宝觉寺的住持林锦东法师（又叫宗心法师）另请高明。他就请到台中图书馆的总务主任朱斐前来主编，终于在夏秋之际，杂志复刊出版了。

没想到，在第一版上声明，今后《觉群》要更改为纪念印光大师，弘扬念佛法门，提倡净土学说。我在中坜圆光寺看到这样的启事，大为不满。我认为太虚大师、印光大师，都是大德，但是，这好比张家的祠堂，你不能随便把它改成李家的祠堂，我就写了一封信去质问他，你怎么把太虚大师创办的杂志，拿去纪念印光大师呢？这张冠李戴，怎么也说不过去。

原来，朱斐居士是跟随李炳南居士学佛，二人同是印光大师的弟子；他把我的原信刊出，并且说我不赞成净土法门。其实我一生，打的佛七约有百次以上，再加上早晚念佛、周六共修，那就更多了。我是倡导“禅净共修”的人，主张“解在一切佛法，行在禅净共修”。为了这一段文字编辑的因缘，招来我在佛教界一段很不好听的名声，说我反对念佛，增加了我在台湾弘法的困难。

《菩提树》杂志

后来，《觉群》改名叫《觉生》，发行了一年之后，再改名《菩提树》。这就是在台湾发行多年的《菩提树》杂志的来由。后来《菩提树》出刊，我经常投稿，我和朱斐居士也时相往来，成为很好的道友。

这个时候，因为我的文章不断在《觉群》、《觉生》、《菩提树》发表，居住在新北投的东初法师办了一份《人生》月刊，要我去为他主编。我原本就已经断不了的文字编辑因缘，又再继续下去了。

我断断续续编了六年的《人生》杂志，这六年中，我没有用过《人生》杂志的一张稿纸，也没有用过它一张邮票，也没有支过它一分钱的车马费，说起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为佛教的文化做义工了。

后来东初法师跟我讲，因为我的这一份杂志，让你们扬名立万了。又说，现在你也应该帮忙，我们把杂志从二十四页增加到二十八页，新增的四页，就由你出资好了。

《人生》杂志

我为了编辑的兴趣，很辛苦地筹募这四页增加的费用，甚至光在宜兰这一个地方，我就介绍了三百多个长期订户。这都是靠着信徒助印、捐献订阅支持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