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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编藏的因缘(第1页)

我“编藏”的因缘

“编藏”实在是一个艰巨的事情,

由于藏海无涯,

以我们少数人即使穷毕生之力,也难完成。

多少次,我们在报纸上征求同好,

希望广邀有志之士,一起参与编藏的工作。

但时代变迁,古典文学已少人问津,

何况编务工作繁琐,勘校的时间久长,

一部藏不经五年、十年编校,

何能完成出版?

文字工作,寂天寞地,

付出的心力,不易被看见,而且没有掌声。

我童年出家的栖霞寺里面,有一座庄严的藏经楼,楼上收藏佛经,楼下是法堂,平常如同圣地一般,戒备森严,不准人亲近一步。后来好不容易有机缘进到藏经楼,见到那些经书,大都是木刻本,既没有分段又没有标点,有如天书,当然我是看不懂的。一段时间后,听说南京“支那内学院”是个印经的地方,我也曾经参观过,然而他们也大都以木刻本为主,我只能怅然而归。

到台湾后,挂单的圆光寺有一部藏经,大概是日本版,印刷得非常精美,可是它供在橱柜里,是用来礼拜,不是阅读的,所以我仍然无法得知藏经里究竟说些什么。当时,自己既无法看懂藏经,也没有人指导,但我的心里就在想,如何让这许多藏经可以活用起来,不要束之高阁,不要只是供人礼拜,应该要让佛陀所说的法,走向社会、走向民间,甚至走向世界。

至有一百年历史的“南京金陵刻经处”参观(慈容法师提供,一九九四年四月四日)

我也曾异想天开地想:假如每部经都像《西游记》一样,让民间的老幼妇孺都能耳熟能详,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沾润到佛陀的法益。我也曾感叹佛法衰微的原因很多,如果把藏经太过丰富,列入佛法衰微的原因之一也不为过。民间有一句谚语说:“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书多不看。”因为大藏经里,每藏最多也有九千余部,真是让人望洋兴叹,也望藏兴叹。藏海无边,没有人敢进入藏海里一窥堂奥。所以说,真理为文字所障,佛法又怎能兴隆呢?

回想起来,我在栖霞和焦山两地常住近十年,但我未敢启开藏经一页,反而是栖霞乡村师范学校流落在社会的“活页文选”,帮助了我不少。活页文选,许多的文章,一篇一张,随意取阅,虽然花费时间心力不多,也能约略了解其意。反观历代编藏的大德,谁能想到读者阅读的方便,并不是求其多、求其大,而是求其简易、方便而已。

旅日华僧二光法师赠佛光山《铁眼藏》一部,共二千六百余本,率弟子们于佛光山不二门虔诚恭请,现收藏在佛光山丛林学院研究图书馆(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

后来我慢慢知道,藏经里大概留存了哪些法要。总的而言,佛教教义的流传,靠着“戒、定、慧”三学作为主干,而佛教的命运,也可以说就是戒、定、慧三学。戒,流入到丛林,成为各寺院清规的依据,以及僧众行为的纪律,假如我们翻阅戒律佛教史,就知道戒律对佛教传播的影响。定,流入到高僧大德悟道的世界,翻阅禅宗的佛教史,就知道多少高僧大德参禅悟道,不但光大了佛教,也增加了中华文化的光辉。至于慧学,就成为历代研究佛学者,探讨追求真理的目标。自此,有心人就把佛陀的教法,用当时的文字汇编成一部部的大藏经。所以,一部藏经除了佛陀的说法,结集的经论以外,大部分都是戒、定、慧三学的记录。

由于缺少阅藏的经验,在我青年的生涯里,同学们都批评我虽有文学的活用,但对佛学总是肤浅。初到台湾时,我也写了一些文章在各种杂志发表,承蒙当时一些人士誉我为“文艺明星”,但我不觉为荣,因为佛学肤浅,总觉愧对“出家”、“僧宝”这个名词!

一九六四年,尚未圆顶的李新桃小姐(慈庄法师)担任寿山佛学院教务主任,当时影印设备不发达,我上课的所有讲义都靠她一字一字刻成钢版,再印出来给学生研读。

《四十二章经》表解

台湾当时,各地的寺庙也都没有经书,纵使有,也只是几本残缺的木刻版线装的经本,连大陆常州天宁寺发行的《朝暮课诵》都一本难求。我在新竹教书的时候,就凭借着香港严宽祜先生在香港佛经流通处所供应的一些资料,又获得印顺法师主编的《太虚大师全书》,还有朱镜宙先生在台湾印经处一些小本的经书,这样才稍微感觉到台湾的法宝放光。

一九五二年冬末春初,我云游到宜兰一间小庙——雷音寺,当时我很不喜欢这个名词,因为在吴承恩的《西游记》里,也有一个“雷音寺”的名称,我觉得那是神话小说才会出现的场景。我现在住在雷音寺里,那么,也好像一段神话一般。所以,我就改名为“宜兰念佛会”。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如何增加法宝了。

当时在台北,赵恒惕、钟伯毅、屈映光、蔡念生、董正之等人,他们发起要重印大藏经,我对他们这许多的居士大德,佩服不已。有一次,我到台中探望“国大代表”蔡念生居士,当时他正打着赤膊、穿个背心,在炎热的夏天里,汗流浃背地在那里编校大藏经。眼见蔡居士对藏经编印的投入、发心,真让我同感藏经的宝贵。于是,我也兴起想要拥有一部大藏经。

四方寻求之下,知道香港佛经流通处流通大陆的《频伽藏》,听说香港优昙法师平时为人热心,深受同道推崇,我就捎了一封信,请他帮我购买一套《频伽藏》。信寄出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一百多册的《频伽藏》就从香港寄到了宜兰。我不敢说这是不是台湾第一部藏经的开始,不过,我觉得台湾有了藏经,是稀有难得的事,因此特地发动数百位信徒到火车站,列队在中山路,手捧顶戴、香花迎请,把《频伽藏》恭迎到宜兰念佛会。

宜兰念佛会奉请《频伽藏》(一九五四年九月)

不过,那个时候真是委屈了这套《频伽藏》,我连供奉它的“经橱”都没有,只能将它平放在桌子上。《频伽藏》是铅字印刷,好像都是宣纸印行,美观大方。幸亏有了这套大藏经,我能写下一本《释迦牟尼佛传》,都要感谢《频伽藏》里的《佛所行赞》作为我最大的参考功用。

记得《频伽藏》供奉在宜兰念佛会的时候,有一些兰阳女中的学生,因为迎请藏经的隆重,也引起她们的信心。有一位高中的美丽小姐,很高兴地到了宜兰念佛会,就说:“我要看大藏经!”我们的总务李决和居士(慈庄之父),就取笑说:“你要看藏经!牛也会看藏经了!”表示一般人要看大藏经,应该要先衡量自己的实力如何了。六十多年的岁月过去了,当年迎请大藏经的那许多人士,如:慈惠法师、慈容法师等,至今都还留在佛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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