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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概论（第2页）

萨尔浒之战后，明朝辽东兵力元气大损，努尔哈赤趁势先后攻占开原（1619），吞并叶赫（1619），攻克沈阳、辽阳（1620）以及辽东半岛大部分地区，并且在明天启二年（后金天命七年，1622）攻占广宁（今辽宁北镇），明朝总兵刘渠、祁秉忠等全军覆没，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带领辽东军民逃入山海关，关外几无遗土。后金兵撤退以后，明朝宁前兵备道袁崇焕于人心震慑之余，领兵收复宁远（今辽宁兴城），招徕难民，加固城守。

天启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又决定大举攻明。正月十四日，亲率大军渡过辽河向西推进。后金主力来犯的消息传开后，锦州、松山（今锦州南）、大凌河（今辽宁凌海市）、小凌河、杏山（锦州南）、连山（今锦西）、塔山（锦西北）七城的明军大惧，“焚房、谷而走”[17]。后金兵直抵宁远城下，并且派出一支军队于宁远城西南五里处切断通往山海关的大路。努尔哈赤妄图倚仗优势兵力不战而下，派被俘汉人进入宁远城对袁崇焕说：“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袁崇焕大义凛然地回答道：“义当死守，岂有降理？”[18]“且汗称来兵二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19]

努尔哈赤见招降无效，于正月二十四日指挥后金兵奋力攻打。袁崇焕和总兵满桂、参将祖大寿凭城固守，“枪炮、药罐、雷石齐下，死战不退”[20]。后金兵失利，被迫后撤。次日，又挥兵力攻，被明军击退。后金兵在攻城时被击毙游击两员、备御两员、士兵五百名。努尔哈赤自从25岁起兵以来，四出征讨，战无不利，攻无不克，特别是在万历四十七年一举击败明朝四路之师，自谓所向无敌。没想到宁远城下损兵折将，败于明朝一个中级官员手下，这在精神上给他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二月上旬，努尔哈赤灰溜溜地回到沈阳，不久发病，于八月十一日死去。

（四）松山之战

努尔哈赤死后，他的第八个儿子、四王皇太极即位为帝，改年号为天聪（天聪元年即明天启七年，1627）。为了稳定内部、解除后方威胁，皇太极多次向明朝表示愿意和谈，甚至允诺放弃帝号，承认明朝皇帝为天下共主，条件是勒索巨额金银财帛，恢复互市，借以达到从经济上加强自己，削弱明朝的目的。同时，大举出兵，东征朝鲜（1627年、1636年），西征同明朝友好的蒙古察哈尔部（1628年、1632年、1635年），迫使他们臣服于后金。到1636年（明崇祯九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建元崇德。时清朝不仅在辽东的实力大为增强，而且控制了朝鲜和漠南蒙古。皇太极从朝鲜勒索金银物资，又利用蒙古的骑兵和地盘入侵内地。

天聪、崇德年间，皇太极曾在1629年（明崇祯二年）、1634年、1636年三次绕过明军集结在锦州至山海关的重兵，由西面破边墙入犯。其中，以第一次和第三次对明朝的打击最为沉重，京师戒严，大批州县被攻破。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数十万人口、数百万两金银以及其他财物被掠走。然而，由于锦州、宁远、山海关一线有明朝重兵扼守，清朝虑及根本，始终不敢在内地久留。为了达到进占中原的目的，皇太极决心拔除明朝关外的军事重镇。

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三月，皇太极采取“由远渐近围逼锦州以困之”[21]的策略，命郑亲王济尔哈朗为右翼主帅，多罗贝勒多铎为左翼主帅，带领一半清军包围锦州。守将祖大寿顽强抵抗，清军未能得逞。五月，皇太极亲至锦州城外，督促清兵抢割郊外庄稼。六月，派睿亲王多尔衮、肃亲王豪格率另一半清军接替济尔哈朗、多铎所统军队，继续围困锦州。此后，每三个月轮换一次，以资休整。祖大寿被围日久，兵力不敌，向朝廷紧急求援。这年年底，崇祯帝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总兵李辅明、王朴、唐通、曹变蛟、白广恩、马科、吴三桂、王廷臣统步骑十三万往援。洪承畴吸取了杨镐轻举妄动的教训，采取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术。1641年五月，他率领援军精锐进至锦州城南约十八里的松山西北立营，同锦州城内的祖大寿部呼吸相应。济尔哈朗令右翼清军向明朝援军进攻，不仅被击退，连他自己在山顶设立的营寨和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驻营地也被明军占领。由于祖大寿英勇善战，洪承畴老成持重，清军在围攻锦州和袭击明朝援军的战斗中一再失利，梅勒章京硕翁等被击毙，牛录章京佛洛向明军投降。[22]当时，锦州城内的粮食可供守军一二年之用，援军相距不远，人心稳定。按洪承畴的部署，援军前锋固守松山，待后续部队护送粮草辎重由塔山、宁远抵达松山地区后，再一举突破清军防线，同祖大寿军会师。可是，明朝兵部尚书陈新甲等却迎合崇祯帝速胜心理，力劝下诏促战。兵部职方司郎中张若麒带着崇祯帝的密诏和兵部文书来到松山，强令洪承畴立即同清军决战，以解锦州之围。洪承畴被迫把大批粮储留在塔山一带，全军向松山集中。

八月，清军前线主将多尔衮、豪格向皇太极报告“敌兵实众，乞遣送亲王率兵一半前往，协力拒敌”[23]，即要求改变原先半数兵力进攻、半数休整的部署，全军出战。皇太极知道成败关键在此一举，十五日亲统大军赶赴前线。鉴于洪承畴的13万大军云集于松山、乳峰山的狭小地区，大批粮草却留在塔山、笔架山和宁远，皇太极当即决定主力进至塔山、松山之间，派阿济格等攻下笔架山，缴获明军积粟12堆。他从情报中得知洪承畴部大军随带粮食不多，饷道切断，势必后撤，就在松山、塔山之间掘壕设障，埋伏重兵，伺机歼敌。洪承畴早已预计到这种危险，陷入绝境后，他力图挽回败局，除留下曹变蛟、王廷臣同自己固守松山地区外，命令吴三桂、王朴、唐通、马科、白广恩、李辅明六总兵回师西南，打开通道。但战略上已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无法挽救朝廷决策的错误了。吴三桂等突围途中，不断遭到清军邀击，几乎溃不成军，被清军追杀和逼入海中淹死的多达数万人，只剩下少数兵马突出重围。洪承畴打通饷道的方案既已破产，自身也像锦州城里的祖大寿一样陷入了重围。为了加强松山的防御力量，他命曹变蛟放弃乳峰山，同自己合守松山。曹变蛟奉令带兵杀出重围，无意中冲入了皇太极的御营，清军“大惊”[24]。从九月起，洪承畴，辽东巡抚丘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所统士卒不过一万多人驻守松山，仍一再派兵出城突击，都被清军击败。到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二月十八日，松山副将夏成德叛变，接应清军入城，丘民仰、王廷臣、曹变蛟等被俘杀，洪承畴被俘后降清。三月，祖大寿投降，清军占领锦州。至此，松山、锦州战役以清方全胜结束，明朝在辽东只剩下宁远至山海关一隅之地，没有力量同清方再决雌雄了。

三、明末农民战争与明朝的灭亡

（一）李自成中原五歼明军

天启七年，明末农民大起义在陕西爆发。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各部起义军时分时合，采取避实就虚的战术，转战黄河南北。明廷先后增兵添饷，都无法遏制像烈火一样蔓延的农民起义。到崇祯十四年正月，绰号闯将的李自成率部攻克河南洛阳，处死福王朱常洵。由于当地饥民大批归附，七月间，另一支起义军在著名领袖罗汝才率领下来到河南会同作战，李自成起义军兵力陡然增强。崇祯帝朱由检得知洛阳失守、亲叔被杀，急令陕西三边总督傅宗龙率总兵贺人龙、李国奇部兵马两万，同保定总督杨文岳统率的总兵虎大威部会合，追击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九月，官军在河南项城孟家庄陷入起义军布置的埋伏圈中，贺人龙、虎大威、李国奇见势不妙，掉头逃往沈丘，杨文岳也在部将保护下窜入陈州（今河南淮阳）。傅宗龙只剩下标营六千人马，被起义军团团围住，几天以后矢尽粮绝，被迫突围。在起义军邀击下，士卒星散，傅宗龙被起义军俘杀。

傅宗龙兵败身死后，明廷任命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追剿李自成起义军。崇祯十五年二月，汪乔年率总兵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张国钦、张应贵部卒三万出潼关，准备同左良玉部官军东西夹剿。这时，李自成、罗汝才起义军正把左良玉部围困在郾城，汪乔年当即赶赴襄城，催促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三总兵率部向郾城进发。李自成得知陕西官军迫近，决定停止围攻郾城，全力西向迎击汪军。二月十三日，在襄城以东40里击败陕西官军，明总兵张国钦阵亡，贺人龙、郑嘉栋、牛成虎擅自带领部下兵马逃回陕西。左良玉在郾城解围后并没有西向尾追起义军，而是乘机率部东奔。汪乔年麾下，只剩总兵张应贵部四五千人据守襄城。十七日，起义军攻克该城，张应贵被击毙，汪乔年被活捉后处死。起义军乘胜扩大战果，连克豫中大批城镇。

这年五月，李自成第三次进攻开封。明廷急令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带领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赴援，兵力多达十八万，号称四十万，准备同李、罗联军决战。五月十三日，官军前锋进至朱仙镇。李自成当机立断，撤出围攻开封的兵马，专一对付来援官军。官军数量虽多，但除左良玉外，兵将都是从陕西、京营、江南等地临时抽调来的，各镇总兵互相观望，推诿不前，督师丁启睿又懦弱无能，一味依赖左良玉，被人称为“左府幕客”[25]。朱仙镇一战，左良玉见起义军军力强盛，为了保存实力首先率部南逃，其他将领也不战而溃。丁启睿和杨文岳对部队失去控制，仓皇失措，分别窜往固始和归德（今河南商丘）。起义军趁势追杀，收得降卒数万名、骡马七千匹。五月二十五日，起义军重新包围开封。

中原三次用兵都因大将拥兵自重，不听总督、督师节制，遇敌先逃，破坏了整个军事部署。明廷有鉴于此，又急于解开封之围，决定大力整顿军纪。首先把在朱仙镇战役中畏敌避战的总兵杨德政处斩，借以警告左良玉等；又密令新任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会集诸将，突然逮捕总兵贺人龙，宣布他多次倡逃，陷总督傅宗龙、汪乔年于死地的罪状，当即斩首示众。九月，孙传庭在明廷一再催逼下，统兵东出潼关，部下总兵有左勷、白广恩、郑嘉栋、牛成虎、高杰等。这时，开封已经被明朝官员挖开黄河大堤淹没，李自成、罗汝才联军移向豫西南。孙传庭率部入关后，即向南推进。十月初一日，两军在郏县相遇。孙传庭命郑嘉栋、高杰、左勷等部设下埋伏，牛成虎领兵出战。战斗开始不久，牛成虎就假装兵力不敌向后撤退，李自成不知是计，领兵追入埋伏圈中，伏军两面夹攻，牛成虎也率部回头死斗。李自成部大败，狼狈撤退。官军见起义军丢弃的兵械物资很多，顾不上追击，纷纷争夺财物。罗汝才部起义军抓住战机，迅猛出击。官军措手不及，败下阵来。李、罗联军尾追不舍，杀官军数千名，夺得大批战马。孙传庭收拾败军退入潼关。

击败陕西官军后，起义军乘胜占领河南大部分州县。这时，活动于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的“革左五营”首领贺一龙、马守应、刘希尧、贺锦、蔺养成商议决定率部入豫，同李自成、罗汝才联合作战。闰十一月，李、罗和“革左五营”联军攻占河南汝宁（今汝南），俘杀明朝崇王朱由樻、保定总督杨文岳。至此，黄河以南的河南各府基本上处于起义军占领之下。由于当地连年遭受旱、蝗灾害，加以频繁的战争，社会生产几乎停顿，李自成等大军云集于河南，无法解决粮食问题。因此，汝宁战役后，李自成等即率各部主力四十万人经南阳向湖广襄阳进军。驻守在这里的明总兵左良玉闻讯大惊，拔营沿汉水逃往武昌。崇祯十五年十二月至次年正月，起义军占领了襄阳、荆州、承天（治今湖北钟祥）、德安（治今湖北安陆）。李自成被推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改襄阳为襄京，开始设立中央政权机构，并且对各部起义军实行统一改编，分为镇守地方的驻军和担负攻城野战任务的前、后、中、左、右五营。消息传到北京，崇祯帝大为震惊，命令孙传庭重整兵马，再出潼关，与屯驻在武昌的左良玉部官军合击起义军。这一决策遭到包括孙传庭在内的大部分高级官僚的反对，兵部侍郎张凤翔说的话最有代表性：“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有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26]朱由检却固执己见，怀着侥幸心理严令孙传庭率部出关，“**平流寇”。八月，孙传庭带领总兵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约十万兵马东出潼关，檄调原守开封的河南总兵陈永福会师洛阳然后南下，又发文书令左良玉统兵西上。李自成接到孙部大军入豫的消息后，亲自统率主力由襄阳北上河南，准备迎战。在战略上，李自成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在洛阳以南的广阔地带只派少数部队阻滞官军，“凡郡邑城俱不置守具”[27]，主力都集中在郏县地区。孙传庭重占洛阳以后，没有遇到顽强抵抗就推进到宝丰县。李自成见陕西官军离后方供应基地已经越来越远了[28]，就出其不意地派大将刘宗敏领骑兵一万由间道抄到官军后方，在汝州（今河南临汝）白沙切断了官军饷道。孙传庭得信大惊，他知道就地筹粮是不可能的，面对农民军主力枵腹作战又毫无取胜把握，被迫下令回师就粮，打通饷道。为了防止起义军跟踪追击，命令陈永福率所部河南兵留守。河南官军对孙传庭保存嫡系、让自己当替死鬼的做法大为不满，拒绝服从命令，自动向北撤退。李自成见时机成熟，下令总攻。官军部伍大乱，士卒争先逃窜，道路也为之堵塞。起义军骑兵腾越而过，奋勇直追，步兵随后歼敌，“官军死亡四万人，军资甲仗马骡数万尽为贼有”[29]。孙传庭和总兵高杰、白广恩等在一片混乱中，收拾残兵败卒，退回潼关。郏县、汝州战役，陕西官军精锐大部被歼，士气一蹶不振。十月初，李自成挥师攻克潼关，孙传庭兵败身死。几天以后，西安被起义军占领，明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随之瓦解。

（二）张献忠转战大江南北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张献忠领导的起义军为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张献忠自崇祯三年起兵，号称西营八大王，先后转战陕、晋、豫、皖、鄂、川等省。崇祯十一年，由于明廷加紧镇压，农民起义一度转入低潮。李自成等部在陕西、甘肃连续失利后，剩下大约一千人马隐蔽在陕、川、鄂接境的深山里，销声匿迹。“革左五营”也退入英霍山区（大别山），避免同官军正面交锋。另一些起义前期著名的首领如闯塌天刘国能、射塌天李万庆等则向明政府投降，充当镇压起义军的鹰犬。张献忠和罗汝才（绰号曹操）也以受抚为名，率部屯驻于湖北谷城和房县，但拒绝接受明政府的改编和调遣。在一段时间内，明廷制定的剿抚并行方针似乎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崇祯十二年五月，张献忠、罗汝才重新起义，占领谷城和房县，七月间于房县播箕寨一举击败赶来镇压的左良玉、罗岱部官军，从而打破了万马齐喑的局面。崇祯皇帝气急败坏，下令把主持抚局的总理军务熊文仙逮捕治罪，九月间派亲信重臣杨嗣昌出任督师。临行前，他密谕杨嗣昌集中兵力围剿张献忠，对其他各部起义军则“剿抚互用”[30]。杨嗣昌遵照这一旨意，部署了以平贼将军左良玉部和陕西官军组成的优势兵力，准备在鄂西、川东地区围歼张献忠部。这样，从崇祯十二年夏到十三年底，张献忠和罗汝才部起义军就承担了迎战围剿官军的全部重任，大大减轻了李自成和“革左五营”的压力。崇祯十三年二月，张献忠部在四川太平县（今四川万源）玛瑙山被左良玉部官军冲入老营，损失惨重。三月，又在韩溪寺被陕西官军击败。这年秋天，张献忠与罗汝才决定合兵入川，采取“以走致敌”的方针，在四川境内忽东忽西，时南时北，把追剿官军拖得疲惫不堪。崇祯十四年正月，张献忠、罗汝才利用杨嗣昌和左良玉之间的矛盾，突然率部东下，在开县黄侯城一举击败尾追不舍的猛如虎部官军，随即进入湖北，于二月初四日攻克襄阳，杀襄王朱翊铭。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闻讯愤恚而死。

崇祯十四年至十五年，张献忠起义军先后转战于今湖北、河南、安徽一带。崇祯十六年春，李自成部由河南南下湖广襄阳等府，张献忠也率部由安徽西上湖广，五月间占领省会武昌，处死明楚王朱华奎，在这里建立了大西政权。七月，张献忠率领大西军向今湖南进发，不久就占领了岳州（今湖南岳阳）、长沙、衡州（今湖南衡阳）和湖南大部分地区，明惠王、桂王逃往广西，吉王逃往广东。张献忠还派出部分军队进入江西，占领了袁州、吉安二府。在湘、赣地区建立的大西政权已经颇具规模了，然后，在这年冬天，张献忠得到了李自成全歼陕西官军的消息，判断明朝的覆亡指日可待，为了避免同李自成部发生重大摩擦，他毅然决定放弃湘、赣，进军四川，企图利用这块北有秦岭、东有三峡，易守难攻的地方，保持自己的独立性。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大顺永昌元年）六月，大西军占领重庆，处死明瑞王；八月攻克成都，明蜀王投井自尽。张献忠分派部将收取四川各州县，所至望风归附。十月，张献忠改成都为西京，自称大西皇帝，年号大顺，在四川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31]

（三）李自成夺取陕西三边和攻占北京

崇祯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陕西三边是明朝为防御蒙古屯驻重兵的地方，居民尚武习战，明朝的精兵良将多来自这一地区。李自成为了东向争夺天下，必须首先拔除三边军事重镇，解除后顾之忧。占领西安以后，他分兵三路，北路军由他和李过、刘芳亮率领进攻陕北。占领延安后，李自成返回西安，由李过、刘芳亮统兵七万攻取榆林，十一月二十七日攻克该地。南路军由田见秀率领收取汉中，十一月间连克城固、南郑（今陕西汉中），明总兵高汝利等投降。田见秀留部将镇守汉中，自己返回西安。西路军由刘宗敏、贺锦、袁宗第率领，先后攻克庆阳、固原、宁夏（今宁夏银川）、巩昌（今甘肃陇西），明总兵白广恩、左光先、陈永福投降。刘宗敏等返回西安后，由贺锦统兵继续西征，占领了兰州、凉州（今甘肃武威）、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1644年正月，贺锦在进攻西宁卫（今青海西宁）时被当地土司伪降诱杀，部下将领不胜愤慨，立即攻克该地，各土司首领也先后归顺。

三边既定，李自成在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清顺治元年）正月初一正式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中央政权设丞相、六政府（相当于明朝的六部）；地方省级设节度使，道设防御使，下有府尹、州牧、县令等官。同时大封功臣，刘宗敏、田见秀、李锦（即李过）、刘芳亮、袁宗第、张鼐、谷英、刘国昌等均授侯爵。

西安建国标志着李自成认为推翻明王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这以前，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已派李友、白鸠鹤率领先头部队东渡黄河，占领山西荣河等县。正月初八日，李自成亲率大军从西安出发，开始向北京进军。在军事部署上，李自成决定自己同刘宗敏率领主力取道临汾、太原、大同、阳和（今山西阳高，明宣大总督驻节地）、宣府、居庸关进占北京，其战略目标是扫除大同至居庸关的明朝沿边兵力，使京师处于无援之境；另一路大军由磁侯刘芳亮率领，沿黄河北岸向东推进，占领河南怀庆（今河南沁阳地区）；山西潞安（今山西长治地区）、河南卫辉（府治在今卫辉）、彰德（今河南安阳地区）后，进入畿辅地区，经大名、邯郸、邢台、河间、保定，同主力会师北京，战略意图不仅在于收取晋、豫、冀大批州县，更着眼于切断明朝廷同南方的联系，既可防止崇祯帝等人逃往南京，又可阻击江淮以南可能派出的“勤王”兵马。

甲申之春，大顺军两路大军的钳形攻势进展得十分顺利。北路李自成亲自指挥的部队只在山西宁武经过两天战斗，其他如大同、阳和、宣府、居庸关的守将都不战而降。南路刘芳亮部所经之处也大抵望风归附，仅在保定遇到官绅负隅顽抗。三月十七日，李自成所统大顺军主力进抵北京城下，屯驻于城外的明襄城伯李国桢率领的三大营京兵立即全部投降。明廷所调勤王兵，除蓟镇总兵唐通带兵八千名应诏到京，后来在居庸关投降外；辽东总兵吴三桂部于三月十三日才拖家带口进入山海关，直到大顺军攻克北京仍滞留在永平府（治今河北卢龙）一带；山东总兵刘泽清不仅不奉诏来京，反而率部南逃。这样，京师的防备形同虚设，把宫中低级内官驱赶上城充数，才勉强做到一垛一人。崇祯皇帝束手无策，“仰天长号，绕殿环走，拊胸顿足，叹息通宵，大呼：‘内外诸臣误我，误我！’仓皇召对，人人战栗无策，噤不发声”[32]。李自成为了争取崇祯帝投降，派遣在宣府投诚的明朝太监杜勋进入北京劝他退位。崇祯帝却企图通过谈判拖延时间。三月十八日，谈判没有结果，大顺军在刘宗敏指挥下攻入外城。当晚，朱由检见大势已去，在煤山（今北京景山）自缢。三月十九日晨，大顺军占领北京内城，中午李自成在文武官员的陪同下由德胜门入城，明朝太子、定王、永王都被搜获，文武百官除极少数自尽外纷纷向大顺政权拜表归诚。明朝276年的统治终于在农民大起义中覆灭了。

（原载于高锐主编：《中国军事史略》，军事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98—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