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蝎小说

第十七章 罗马人为他们的帝国做了什么（第2页）

除非当局能够源源不断地提供新鲜水源，否则帕塔拉城内那些恢宏的土耳其式罗马浴室实则有害健康。由于不了解疾病风险，他们在修建从12英里外引水的水渠时并没有优先考虑上述问题。对于这座城镇而言，浴室和其他事物一样，乃是地位的象征。总之，我们不应把罗马的卫生设施想象得过于美好，它是否真的提高了帝国城市的生活水平，这还是个有待论证的问题。

结束了吕西亚的任期之后，昆图斯·维拉尼乌斯前往另一个迥然不同的省份赴任，并在下一个皇帝在位期间死在了任上：

维拉尼乌斯用几次无足轻重的进攻打击了志留人（Silures）之后，死神阻止了他进一步扩大战果的脚步。他在世时以勇猛独立闻名，然而，他的临终遗言却透露出奉承讨好的弱点；对尼禄极尽恭维之后，他补充说，若是自己能再多活两年，本可以为他攻克该省。[318]

塔西佗对这种阿谀奉承之恶有着独到的见解，认为这是他那个阶层的人为了让皇帝相信自己的忠诚而不得不为的一种掩饰。当年的志留人就是居住在如今威尔士南部蒙茅斯郡（Monmouthshire）的布立吞人（Britons）。对于如今从伦敦来的房主而言，这只不过是一段不足三小时的通勤路，那里的本地商店售卖着和首都商场里相同的奢侈品。我们很难再从当年罗马人的角度去设想。在他们征服此地之前，不列颠曾是那样遥远，宛若传说中的土地。

但他们最终征服了那里。公元43年，奥古斯都的养子克劳狄（非直系后代）为了证明自己无愧于皇帝之尊，决定继续尤利乌斯·恺撒未竟的事业。他死后，他的继承人们继续战斗。公元208年，罗马皇帝打到了苏格兰。彼时，罗马人已经基本占领了如今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部分地区。

最近，我参观了南威尔士的一处被罗马人称为“志留人的伊斯卡（Isca）”的考古遗址。这里的工作人员近来开展了一系列面向儿童的关于罗马文物的活动。“故事之夏”活动以罗马的要塞和浴室为特色。[319]孩子们可以给罗马戏剧面具上色，或者用贴纸自己制作罗马角斗士，活动现场就设在当地最壮观的历史遗迹——一座土夯的露天剧场。

孩子们的活动的确再现了公元74年前后驻扎在这里的罗马军团的某些生活方式。伊斯卡是一个带有坚固石墙的罗马军营。此处位于如今的英格兰和威尔士交界，附近的乡村景致表明这里土地肥沃——当然也就意味着可以征税，这正是罗马人对该岛的兴趣所在。

罗马人很快便见识到了布立吞人和吕西亚人的真正区别。我们已经知道，后者作为安那托利亚（Anatolian）的原住民，很早就已接纳、吸收了希腊文化。四个世纪之后，罗马人将他们与他们的爱琴海邻居笼而统之，通称为“希腊人”。本地捐助人维利亚·普罗克拉很自然就能意识到罗马式生活的优越。正如我们所见，这一切的核心都是希腊文明。

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认为那些尚未受到泛地中海生活方式影响的地方仍然蒙昧不明。近年来出土的文物中有一件特别有趣的发现，是一块在哈德良城墙（我们稍后会说到这个城墙）的罗马垃圾堆里找到的薄薄的木写字板。公元90年左右，一名罗马人用拉丁文在这块写字板上向战友讲述了自己的军事观察：“布立吞人不穿盔甲。他们有很多骑兵。骑兵不用剑，Brittunculi也不列队投掷标枪。”[320]在拉丁语里，“Brittunculi”是个贬义词，翻译成现代语就是“讨厌的小布立吞人”。放在如今，这就是所谓的不经意的种族歧视。像大多数希腊人一样，很多罗马人也把世界划分为不同的种族等级。对那些生活方式与他们明显不同的土著人，对那些依旧存在酋长、部落和木质建筑的地方，对他们熟悉的地中海风格的城市之外的世界，很多罗马人都缺乏敬意。

例如，塔西佗就认为应当在此类被罗马征服的领土上大力提倡罗马文明。他的这段叙述值得全文引用：

为了让一盘散沙、粗鲁野蛮、因而喜欢战争的族群通过领略奢侈品的魅力而变得平和安稳，阿古利可拉（Agricola）不仅自己鼓励，而且动用公共援助建造了庙宇、法庭和住宅，褒奖充满活力之人，谴责慵懒散漫之举。这样一来，光荣的竞争取代了强制。此外，他还向那些酋长的儿子提供文科教育，对这些相信自然力量的布立吞人的关注更胜于对勤奋的高卢人的关注，终使那些不久前还鄙视罗马方言的人如今却钦慕起罗马人的雄辩。由此，他们也开始喜爱我们的服饰，“托加袍”成了时尚。一步一步，他们被引向了堕落，引向了酒馆、浴室、优雅的宴会。他们无知地将这一切称为文明，其实却是奴役。[321]

这段文字同时也是个极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塔西佗的作品为何直至今日仍有很强的可读性。塔西佗生活在帝国体制之内。那个阿古利可拉，公元77-84年的不列颠总督，乃是塔西佗的岳父。塔西佗不仅对岳父尊崇有加，本人也是元老兼执政官。但这并没有让他放弃对由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官员们实施的帝国统治方式的尖锐批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批判略带凌驾于布立吞人之上的优越感。在他的笔下，布立吞的大家族都是与占领势力相勾结的保守分子。

一般而言，在一个被统治的社会里，往往是领导者凭借着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动员起抵抗运动。因此，一如亚历山大之于波斯贵族，罗马人也倾向于在外省推行合作治理模式。一切都是平等的，他们不仅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等级制度，还与之合作。他们希望那些拥有最多财富地位的人会顺从于新的“事实”，树立起同新来者和平共处的榜样。

英格兰南部奇切斯特镇（Chichester）议事厅柱廊上贴着“禁止骑自行车”的标志，意在保护墙上的展示品。这块损毁严重的索赛克斯（Sussex）大理石板于1723年左右被发现，之后不久便被当地公爵偷走拿去装饰他的庄园，继续着它重见天日后的多姿多彩。

带着那个时代、那个阶层的所谓古典品位，这名公爵修了一座他称为“涅普顿（une）与密涅瓦（Minerva）神庙”的蠢笨建筑来展示这块石板。1907年，当时的公爵拆除了神庙，将石板归还给奇切斯特，据说是因为国王爱德华七世住在庄园时抱怨神庙挡住了卧室窗外的景致。

该石板的历史价值在于其上雕刻的古老而精美的拉丁铭文：

献给涅普顿和密涅瓦，为了伟大的不列颠国王提比略·克劳狄·托基都布努斯（TiberiusClaudiusTogidubnus）治下的圣所的福祉，铁匠行会及其成员出资修建了这座庙宇，普登提努斯（Pudentinus）之子普登斯（Pudens）敬立。[322]

铭文提到了罗马人信奉的主流神祇、对王室的忠诚祝福、工匠组织行会、市政慈善事业的私人捐献者以及“普登提努斯之子普登斯”这样一个纯粹的罗马名字。从表面上看，这段铭文有可能来自任何一个使用拉丁语的、从属于罗马帝国的西方城镇——奇切斯特曾经就是罗马的诺维奥马古斯（Noviomagus）。

当权者的名字和头衔则是另一回事。以“Togi”开头的名字在古代凯尔特人中相当常见。头衔清晰地表明，他曾是个亲罗马的不列颠首领，后来成了罗马在该地区的代理人。从名字的附加部分可以判断，克劳狄本人曾亲自与他商谈，双方达成了政治交易，在公元43年前后授予他罗马公民的身份。

这个托基都布努斯也依照塔西佗的岳父为不列颠上层家族设计的方式，重塑了自己的文化身份。20世纪60年代，考古学家们在奇切斯特港水域不远处挖掘出了一栋豪华的罗马风格乡村别墅的遗迹。这栋建于公元1世纪70年代的建筑如此令人惊叹而又与众不同，它拥有100多间屋子、很多意大利风格的马赛克地板、带有水上景观的园林，它最初的主人必然是本地某个声名赫赫的大人物，很可能就是托基都布努斯。

罗马人对不平等的社会早已习以为常，他们自己的社会也是如此。得到普遍认可的上层社会地位可以弥合维拉尼乌斯与托基都布努斯之间的文化鸿沟，尤其是，倘若他们能通过共同的兴趣爱好来促进私人关系的话。来自这座被称为菲什本（Fishbourne）的别墅遗址的一件不寻常的发现便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那是一小块原本镶嵌在戒指上的缟玛瑙[323]，玛瑙上雕刻着一匹马和一片棕榈叶。在希腊和罗马世界中，这个图案乃是胜利的象征。鉴于彼时是公元1世纪60年代，挖掘人员不禁会想：“它完全有可能属于这座宫殿的假定主人托基都布努斯国王。或许在未来的挖掘中应该留意寻找赛马场的迹象!”至于罗马人，你只要看过电影《宾虚》（BenHur），就多多少少知道他们对马车赛有多么狂热。

我早年曾帮英国中等教育的大学预科考试出过关于罗马统治时期的不列颠的试题。我最喜欢的一个问题是：“拉丁语在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的普及程度如何？”此题旨在让考生思考罗马统治对本地人产生的文化影响。奇切斯特的铭文恰恰展示了拉丁语作为某个不列颠部落中心（比如诺维奥马古斯）的通用语言的早期状况。

另一个部落中心位于泰晤士河谷的雷丁镇（Reading）外，工匠们在黏土屋瓦和墙砖上留下了一些拉丁文涂鸦。其中一块破损的砖头上刻着拉丁词汇“puellam”[324]（女孩）。正如一本关于罗马不列颠的书籍委婉地指出，这个“其余部分已经遗失的句子描写的是**”。该镇的砖匠里竟有识文断字之人，而且是拉丁语，这是很有趣的，他们或许是从当地行政中心——比如罗马统治下的西尔切斯特（Silchester）——那些说拉丁语的人那里学来的。

只言片字的拉丁语很难证明罗马不列颠的下层社会在与占领者相处时，能有以托基都布努斯为代表的有钱有势的布立吞人同样的感受。有些考古学家指出，当地人在对文化进行“创造性”融合的过程中，可能根本没有采用原本的罗马形式。

饮食[325]方面也是如此。从罗马不列颠遗址出土的厨余垃圾即是古代混合烹饪的明证——当地的羊肉佐以所谓的罗马番茄酱和大批量生产的鱼酱。当然，考古学家们明白，想从食谱推断政治局面绝非易事。

帝国时期，派驻各行省的官员大体上已不像共和国那些糟糕年岁里那般严苛。恺撒基本废除了常令总督们沆瀣一气的包税制度。没有战事时，总督们把大量时间用于主持所辖城镇的定期司法审判。公元100年前后，一名希腊作家精妙地捕捉了发生在亚细亚省（土耳其西部）某个城镇的一年一度的总督巡回法庭的喧闹场景：“法庭上……人山人海，会集了各色人等——诉讼当事人、法官、演说家、总督、随从、奴隶、皮条客、骡夫、店主、妓女、工匠。”[326]这种司法体制在字面上看令人印象深刻，但在实践中，就如其他前工业时代的帝国中的情形一样，往往是家境富裕的人才能享受，那些人有时间、有办法千里迢迢前往总督法庭，且有能力承担因出庭而产生的司法开销。

即便在设有巡回法庭的城镇（这样的城镇在一个省中并不多），大多数人或许也只能仰赖本地行政官的大权去处理琐碎纠纷和犯罪。这两类管辖权乃是基于不同的司法体系，一套是本地法规，另一套是罗马法律。司法权力重叠、甚至冲突的混乱并存局面不难想象。不过罗马人对此并不关心，相比之下，他们更在意判处死刑的专属权——那是总督的权力，罗马人冷冰冰地称之为“刀剑之权”。

现代法官在描述自己的一天时很可能会提到案头工作——当天的案件文书、判决书起草等等。埃及古物学家和考古爱好者们在翻找罗马帝国时期的埃及废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莎草纸时，发现了数千份古代法律文书，由此推开了一扇生动的窗，让我们得以一窥彼时该地区的法庭运作方式。

为了说明这套成熟的体系，我们且以一份公元245年的文件为例。这份文件是一名埃及女性向埃及总督递交的申请的一部分。自公元前30年屋大维征服埃及起，埃及总督便一直坐镇亚历山大里亚：

致埃及总督瓦勒留·法穆斯（ValeriusFirmus），自奥勒利亚·阿尔西诺伊（AureliaArsinoe）。我请求您，大人，按照尤利乌斯和提图斯的法令，以及元老奥勒留·赫米努斯（AureliusHerminus）的政令，允许我做监护人。2（年），帕琼月（Pa），26日（埃及的历法）。第94页，第一卷。[327]

页码确定了该文件在总督档案室中的存放位置。当时的法律文书均按照“页”编号整理，每一页都包含一系列“卷”，一卷的结尾连着下一卷的开头。我们由此可以推断，在亚历山大里亚的这间布满灰尘的总督档案室里，当年一定堆满了莎草纸法律文书。

这名申请人展现出了对罗马法细节的熟悉——她引用了赋予埃及的罗马总督指定监护人的权力的法规。罗马法历来认为，女性缺乏良好的判断力，在法律上不能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因此，未婚的阿尔西诺伊在其父亲去世后需要一名男性监护人处理她的事务。在罗马统治下度过了250多年，像阿尔西诺伊这样的埃及人已经渐渐熟悉了罗马法律体系的运作。

她也必须如此，因为她是罗马公民。到了公元245年，所有埃及人都已成为罗马公民。30年之前，罗马皇帝决定，帝国内所有的自由民都可以拥有该身份（即所谓的安东尼敕令Aution）。从长远看，该决定在整个帝国范围内提升了罗马人的身份认同。

阿尔西诺伊生活的那个罗马世界在其他方面也正经历着快速变化。彼时的皇帝虽然有个希腊名字（腓力），却是阿拉伯后裔，来自如今的叙利亚南部。然而，在那个多元性日渐统一的时期，腓力的即位似乎恰恰象征着，帝国的凝聚力开始受到人口大迁移的考验。

罗马人和非罗马人的越来越同质化，以及对帝国安全威胁的考量，这些问题，需要追溯至更久之前。为了更详细地探讨，我现在要回到哈德良皇帝的统治时期（公元117-1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