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们会掀桌子。不是只有你们掌握暴力。不是只有你们可以不计后果地采取极端措施。你们觉得自己有特权,觉得可以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靠威胁来拿,觉得任何外来者都会因为忌惮稳定这个词而选择忍让。那就让你们看看——当这个外来者选择不忍让的时候,你们手里的牌还有几张能打出。
今年就给这些人一个不大不小的教训。不是灭顶之灾,不是赶尽杀绝,是刚好够让他们记住疼的力度。
顺便把自己的目标一并完成。巨神在南极的布局需要一批位置——不是最显眼的那些,不是需要对外宣布、需要授勋、需要站在聚光灯下发表就职演说的那些。是那些看起来不起眼、但实际握着审核权、调配权、或者某个关键环节一把手签字的权力。这些位置现在有人占着。占着的人未必能力不行,但他们在今天这场会议上表明了立场。立场一旦表明,就没有回头路。
那些潜在的竞争者由陈树生来清扫。不需要巨神出手,不需要动用任何一个会在事后被追责的人。他一个人就够了。他来南极的公开理由足够充分,他在会议上的表现足够克制——这一切在事后都会被反复回放、反复分析——但没有人能找到任何可以明确指认的证据。他们只会发现,有些原本挡在巨神面前的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消失了。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消失,是政_治意义上的——被调离,被停职,被自己阵营的人推出来背锅。而这些空出来的位置,自然有人去坐。水到渠成,功成名就,事在人为。
只是砖石下面垫着的,都是血膏。
陈树生把那副手套拿起来,指尖轻轻摩挲着掌心那块被枪柄磨得有些发白的皮革。他不信任何宏大叙事,不信任何主义,不信任何能把杀人包装成献身、把掠夺包装成进步的口号。他从战场上活下来,不是因为信仰,是因为他在每一个需要扣动扳机的时刻都扣动了扳机。这就是全部。彼之英雄,我之贼寇。没有对错,没有正义,只有站在哪一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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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都是顺其自然。
“看来这里不再欢迎我的到来了?”
陈树生这句话说得不重。声音甚至没有传遍整个会议厅——穹顶的弧度把声波吸走了一部分,剩下的部分在空气中飘了不到两秒就散了。但它落定之后,整个房间安静了。不是那种被人吼住的安静,是更深的——像是所有人都在等他说出这句话,而他终于替他们说了。
白头发工程师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嘴唇张开又合拢,合拢又张开。
大概在脑子里准备了好几种回应——愤怒的、圆滑的、折中的——但每一种都卡在了声带之前。
不是他说不出来,是他忽然意识到,无论选哪一种,自己都已经输了。因为陈树生不是在问,是在替这场闹剧画句号。
陈树生没有继续说话。
他把身体往椅背上靠了靠,后颈压在金属椅背的边缘,冰凉的触感透过皮肤和皮下脂肪一直传导到颈椎——那个DNI接口所在的位置。他的视线越过会议桌上那些杯沿凝结着水珠的玻璃杯,越过那些或僵硬或躲闪的脸,最后落在一片虚空的、不与任何人对视的中点上。
他看起来像是陷入了沉思,手指无意识地搭在桌边那张手套上,拇指轻缓地在皮革掌心的磨损处打着圈。一圈。两圈。停止了。又开始。
新世界如今团结了相当一部分的基层军官。这是他脑子里掠过的第一个念头。
战争的失利让很多人心怀不甘——不是那些坐在后方喝着咖啡看战报的参谋们,是真正蹲过战壕、见过炮弹把泥土掀上天的基层指挥官。他们的不甘是实的,是能摸得着的,是可以用数据来量化的:失去了多少阵地,损失了多少装备,死了多少人,换回来什么——什么都没有换回来。
这些人的愤怒需要一个出口,而新世界恰好在这个出口的位置上等着。不是巧合,是预判。
有人在战争结束之前就已经在铺设这张网了。但眼下只是等。等矛盾发展到总爆发的阶段。
什么时候?
不好说。
但当今世界的秩序还在重塑——战后各国表面在谈判,暗地里都在为下一次冲突做准备——这种时候发生什么都正常。
陈树生的手指停了。
拇指压在掌心那道最深的磨损痕迹上,没再动弹。欧陆战争有个点他一直没想通。
不是想不通——他的推理能力不允许他用这三个字来逃避——是没有足够的情报来把这件事放进一个自洽的框架里。为什么和谈?在优势一片大好的时候。
如果是为了换利益,他可以理解——战场上打不出来的东西有时候可以通过签字拿到手,这是老派外交的逻辑。但偏偏没有任何实际利益到手。不是拿到了但不够,是什么都没拿到。
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战争损害了苏联在东欧各国的利益和控制力——控制力这种事没法写在条约正文里,但看得见。
战前,东欧那些国家的决策层里还有能听苏联电话的人;战后,那些人不是被清洗了就是被边缘化了。
更诡异的是军方公开表达了不满。
军方——不是某个退役将军在报纸上发牢骚,不是某篇匿名文章在军事期刊上含沙射影,是正式的、被记录在案的、公开发表的——表达了对和谈结果的不满。这意味着决策层里至少有一派事先没有得到充分告知。
意味着这次和谈很可能不是俄国人的共识,而是某个人、或者某一小撮人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