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到10%。”周维仁说,“国内文献,类似手术,术后30天生存率8。7%。”
林栖说:“谁主刀?”
周维仁看着她。看了三秒。三秒里,他的眼睛没有眨——像手术显微镜下的视野,固定,清晰,没有颤动。他说:“你。”
林栖说:“为什么是我?”
周维仁说:“因为我知道你的手还稳。”
他用了“还”字。
林栖看了他一眼。看了两秒。两秒里,她的右手在口袋里动了一下——她捏着那张名片的手指,突然收紧,名片被捏出了一道新的褶皱,像一根被加粗的缝合线。
她说:“还。”
“是。”周维仁说,“还。”
“什么意思?”
“意思是,”周维仁说,“我知道你的手在衰退。我知道你在用左手练习持针器。我知道你在更衣室的白板上写数字、划掉。我知道你的日程表上没有‘恐惧’,但有‘倒计时’。”
林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幅度很小,大约0。5毫米,在观片灯的冷光下几乎不可见。但周维仁看到了——他在手术台上看了四十年的瞳孔变化,比任何人都敏锐。
她说:“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是你的老师。”周维仁说,“老师看学生,不是看现在,是看趋势。你14岁进少年班,我看过你第一次拿手术刀。你的手比同龄人稳30%。22岁博士毕业,我看过你第一台动物实验。你的缝合速度比标准快40%,但精确度没有下降。28岁主刀第一台心脏移植,我看过你吻合主动脉。你的手在缝最后一针时,停顿了0。1秒——不是犹豫,是确认。”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现在,你的手在缝最后一针时,停顿了0。3秒。不是确认,是迟滞。”
林栖说:“你观察我。”
“我观察你。”周维仁说,“和砚山不一样。他观察数据,我观察手。”
“手在衰退。”
“是。”周维仁说,“但还稳。”
“还能稳多久?”
“18台。”周维仁说,“你给自己排了28台。已经做了12台。还有16台。但我的手——”他用钢笔指了指CT片上的肿瘤,“等不了16台。它等不了三个月。它最多等两个月。”
林栖说:“两个月,我能做8台。”
“8台之后呢?”
“8台之后,”林栖说,“我的手就不属于我了。”
周维仁说:“那现在呢?”
“现在,”林栖说,“它还在。”
周维仁把CT片从观片灯上取下来,放回片子袋。他的动作很慢,像手术结束后的器械清点——每一件都要确认位置。他说:“第27台。”
林栖说:“什么?”
“你的第27台手术。”周维仁说,“我排进去了。陈牧野签的字。”
林栖说:“你排的是我的手术?”
“我排的是我的手术。”周维仁说,“但主刀是你。”
“为什么不是第28台?”
“因为第28台,”周维仁说,“是你的。不是我的。”
林栖沉默。沉默持续了五秒。五秒里,观片灯的荧光灯管发出持续的嗡鸣,像一台小型的体外循环机。
她说:“成功率不到10%。”
“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