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周维仁说,“那天晚上,我有预感。预感这件事会回来。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会回来。所以我复印了。藏在家里的保险柜里。二十五年。”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这张纸,是我那天晚上从复印机上取下来的。纸还带着温度。我把它藏在保险柜里的时候,手在抖。不是因为冷,是因为害怕。”
林栖说:“你害怕什么?”
“害怕真相。”周维仁说,“不是害怕真相被发现。是害怕真相被我自己忘记。我怕我老了,记忆模糊了,把‘有’记成‘无’。所以我把原始记录复印下来。这样,即使我忘了,纸还记得。”
林栖把纸折好,对折,再对折。她没有还给他。她把它放进自己的白大褂口袋。她说:“这张纸,能证明什么?”
“能证明,”周维仁说,“陈牧野在1999年11月17日凌晨,伪造了脑死亡诊断。他写的‘无自主电活动’,但原始记录显示有。他写的是‘符合脑死亡标准’,但原始记录不符合。”
林栖说:“供体?”
“供体。”周维仁说,“24岁女性。车祸。头部外伤。脑电图有自主电活动。按标准,她不是脑死亡。陈牧野把她改成了脑死亡。然后我取了心脏。”
林栖说:“你取了心脏?”
“我取了。”周维仁说,“我主刀。他是一助。他记录。我操作。我们配合。像一台手术中的左手和右手。”
林栖的右手在口袋里动了一下。她感觉到了纸张的边角——A4纸的硬角,在她的口袋里戳着白大褂的内衬。像一根被放进口袋里的缝合针,没有尖锐,但存在。
她说:“受体呢?”
“受体。”周维仁说,“56岁男性。扩张型心肌病。等了三年。他的家属给了钱。不是给医院。是给我们。给了我和陈牧野。一人一笔。”
林栖说:“多少钱?”
“不多。”周维仁说,“够买一辆车。一辆当时的桑塔纳。”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像在报一个生命体征。没有停顿,没有羞耻,没有“我当时很穷”或“我被诱惑了”。只有数字。一辆车。一辆桑塔纳。
林栖说:“所以是买卖。”
“不是买卖。”周维仁说,“是加速。心脏不是买来的。心脏是等来的。但等待时间被加速了。48小时。”
“48小时。”
“48小时。”周维仁说,“如果不取心脏,供体可能在48小时内死于多器官衰竭。但取了心脏,她的死亡时间被提前了。”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也许24小时。也许12小时。也许她只是多活了一晚上。”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说:“但这12小时,是她的。不是我们的。我们没有权利拿走。”
林栖沉默。沉默持续了十秒。十秒里,心电监护仪发出十下“滴”声。十秒后,她说:“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周维仁说:“因为第27台。”
“第27台?”
“是。”周维仁说,“第27台,你切开我的胸腔。你会看到我的心脏。你会看到心脏上的疤痕。疤痕在右心房。但记录写的是左心室移植。你会看到矛盾。你会怀疑。你会查。”
林栖说:“我已经在查了。”
“我知道。”周维仁说,“但第27台,你亲眼看到的,和我告诉你的,不一样。亲眼看到的,更真实。更残忍。”
林栖说:“你想让我看到什么?”
周维仁说:“我想让你看到,一个撒谎了25年的人,心脏上长着什么东西。”
他用手按了按自己的胸口。按压的深度大约2厘米,像触诊时的力度。他说:“肿瘤在右心房。位置靠近上腔静脉入口。这个位置,不是正常的解剖位置。正常的心脏肿瘤,在左心室或右心室游离壁。这个位置,靠近当年移植吻合口的位置。”
林栖说:“肿瘤和当年的手术有关?”
“可能有关。”周维仁说,“也可能无关。但我想让你知道。如果你想在手术中避开肿瘤,你必须知道它的来源。它的来源不是正常心肌。它的来源,是当年的吻合口。是缝合线。是异体组织。”
林栖说:“异体组织?”
“供体的心脏。”周维仁说,“和我的心脏缝合在一起。缝合线周围,组织增生。25年。增生变成了肿瘤。”
林栖的瞳孔收缩了一下。收缩了大约0。5毫米。在病房的双色灯光下,几乎不可见。但周维仁看到了。他在手术台上看了四十年的瞳孔变化,比任何人都敏锐。
他说:“害怕了?”
林栖说:“不是害怕。”